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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想一下，20世纪90年代之后，直到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是一个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经济进入了“大衰退”。中国经济将进入“新常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则预言，全球经济将进入“新平庸”（New Mediocre）。

　　如果把视野拉得更长一些，我们就会看到，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新经济”外表光鲜，但不免自我评价过高，若论全球经济增长的表现，20世纪50~70年代才是真正的黄金时代。我们已经对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习以为常了，可是，即使是在欧美国家，像汽车、家电这样的产品，也只是在二战之后才“飞入寻常百姓家”的。

　　中国人没有赶上20世纪50~70年代那场经济革命。过去30年的经济起飞，是我们对经济增长的唯一集体记忆。30年，足以给一代人的思想烙下深深的印记，但在历史的长河中，这不过是一个极其短暂的瞬间。我们当然会留恋那个狂飙突进的年代，但是对不起，那个年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欢迎来到平庸时代。

　　为什么经济增长会出现退潮呢？因为高速经济增长从来就不是常态，只是特例。只有在一国出现经济起飞和赶超的阶段，才会有异乎寻常的高速增长，过了这个阶段，一切都要回归常态，就像抛到空中的球会落到地面上一样。全球经济如此，中国经济亦然。

　　简单地讲，对增长的贡献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人口的增长，二是人均产出的增长。要想有经济增长，要么有更多的劳动力，要么提高劳动生产率。

　　先看劳动力的数量变化，这就要对未来的人口格局有清醒的认识。我们对未来的很多预测，都建立在全球人口数量将会不断增加这一假设之上的，然而，这是一个错误的假设。

　　21世纪，全球人口变化会出现一个新的革命，即全球人口规模将在达到一个峰值之后逐渐回落。全球人口出生率预计到2030年会降至0.4%，到2070年会降至0.1%左右。21世纪后半叶，即从2050年到2100年，预计全球人口出生率平均为0.2%。如果再细分，又能看到，这一时期人口的净增长将全部来自非洲（人口出生率大约为1%），美洲的人口出生率为0%，欧洲和亚洲则出现负增长（分别为-0.1%和-0.2%）。中国将会出现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我们会在变得富裕之前就衰老。

　　过去，人们担心的是人口爆炸，害怕人口的增长会带来更多的社会负担，现在我们才看到，经济增长先是会带来人口的加速增长，但随后就会导致人口出生率的下降。一开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粮食供给增加，尤其是医疗卫生条件大幅度改善，人口增长会加速。之后，随着妇女文盲率的降低、避孕药具可以合法、公开且较为廉价地出售，再加上孩子抚养成本的上升，人口出生率又出现了下降趋势。这已是大势所趋，也正因为如此，即使中国已经局部放松了对生育的管制，但仍然无法逆转人口出生率下降的大势。

　　人口数量减少，尤其是劳动人口的减少，将直接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人口出生率下降会带来老龄化问题，抚养老人的担子越来越重，也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潜力。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一个国家的改革动力也会消失。当年轻人居多的时候，一个社会尚有勇气和魄力做出暂时的牺牲，完成艰难的改革，到老年人居多的时候，暮气沉沉，朝不保夕，很难再做出调整。

　　老龄化社会同时也更容易成为一个贫富悬殊的社会。如果子女多，则能够继承到的财产相对较少，更多地要靠自己去努力，但如果子女少，则遗产继承更容易导致财富集中。想想我们这一代，生逢高速增长时代，你如果努力、勤奋，能够赚到的钱会远远超过父母一辈子的积蓄。但是，假如人口增长放缓，经济也进入低迷状态，家庭财富的积累就会变得更重要，自己干得再好，到头来还是比不过人家的爹妈有本事，“拼爹”的现象就会更多。由于财产继承带来的贫富分化在中国尚未成为一个尖锐的社会矛盾，但要不了多久，我们就能感受到不平等的问题。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就算劳动力的数量减少，但如果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我们不是仍然能够保持高速经济增长吗？

　　当然如此。可是，我们过去能够保持劳动生产率的迅猛提高，主要是因为我们处于赶超阶段。处于赶超阶段的落后国家有一个独特的优势，那就是可以看到学习的榜样，依葫芦画瓢，通过模仿，迅速地逼近技术前沿。这在工程学上有个说法，叫“反向工程”（reverse engeneering），说白了就是把别人的东西拆了，重新组装，多拆几次就学会了。问题在于，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技术水平不断提高，离技术前沿的差距越来越缩短，赶超的难度也就日益增加了。

　　经济发展还会带来产业结构的变化。我们可以大致把产出分为三类：

　   一是制造品。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最快，新产品层出不穷，日新月异。电脑和手机如果过了半年还没有新款出来，我们就会觉得慢得难以接受。

　　二是初级产品。这些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也在增长，但同时更多地受到自然条件的约束，增长相对缓慢一些。以农产品为例，育种、灌溉、化肥、农药、运输、仓储、食品加工等技术的进步，在相当程度上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

　　三是服务业。服务业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差异也极大。一般来说，传统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是最为缓慢的。最典型的以理发为例，美国的理发师不比中国的理发师高明到哪里，但价格会比中国贵很多。一般来讲，随着经济的发展，服务业在一国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将越来越高，但这未必会导致一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提高，相反，倒是很有可能导致一国的潜在经济增长率降低。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发展服务业呢？发展服务业的最主要意义不是为了促增长，而是为了保就业。就像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大国，服务业也已经超过制造业，成为创造就业机会最多的冠军。

　　设想一下，中国经济从此告别了10%以上的高增长，慢慢地拾阶而下，回落到7%、6%甚至5%，那岂不是一个黯淡悲观的前景？

　　倒也不是。经济增长放慢并不怕，只要不出现“硬着陆”，能够维持持续、稳定的增长，中国经济仍然会有长足的进步。时下有个很热的讨论，即中国能否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按照世界银行1989年提出的标准，以1987年为基准年，人均国民收入低于或等于480美元的国家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高于480美元，低于或等于6000美元的国家为中等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收入高于6000美元的国家为高收入国家。到了2013年，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为1045美元，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为12745美元。排除物价和汇率的影响，以实际收入来衡量，这和1987年的480美元、6000美元门槛是等价的。

　　从进入中等收入国家（人均480美元），到从中等收入国家毕业（人均6000美元），意味着人均收入水平要提高12.5倍。这是一个漫长的征途。要是想在20年内“毕业”，一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的年均实际增长率需要达到13.5%。人类历史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有这个能耐。要想在50年内“毕业”，一国的人均国民收入的年均实际增长率需要达到5.2%。这也是一个艰巨的挑战，但是有可能实现的。中国在过去50年内的人均GDP年均增长率就达到了6.7%。

　　换一种算法，要想跨越这12.5倍的收入差距，如果能保持4%的经济增长速度，需要64年；如果保持3%的经济增长速度，需要85年；如果保持2%的经济增长速度，需要127年；如果保持1%的经济增长速度，则需要253年。经济增长的本质是“复利”，一年一年如同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只看单独一年的经济增长率高低没有太大的意义，重要的是要有耐力，这场比赛不是跨栏，而是马拉松。

　　不要把眼光盯着面前的跑道，要目视前方，调均呼吸，保持好步伐的节奏，心中想着最终的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