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水牛城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经济滑坡，如今城市经济正如暴风雪下的车辆，艰难前行。 IC供图

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多伦多经济快速发展，同时也成为全球交通最为拥堵的城市之一。 新华社发

●南方日报首席记者 梅志清 发自波士顿 多伦多 水牛城 前面的话 对于一座城市来说，发展的机遇可能不会垂青多次，也许就是历史长河中关键的一两个瞬间，如果没及时把握住当时急速转轨的时代方向中国评论网，它很可能面临淘汰的命运，从此销声匿迹。 走访美国与加拿大这两个北美国家，这种感受尤为深刻。 水牛城(Buffalo，又译布法罗)与多伦多(Toronto)，隔河相望的美、加两座相邻城市，数十年前就因在产业转型升级中定位不同，造就今天生与死的巨大差异。 1961年，《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一书出版，这本开创了欧美对现代城市规划进入反思时代的著作，至今仍被社会学者称道。就是在这本书中，记者出身的作者简·雅各布提出了现代城市当如何生存、如何规避幼稚的破坏、如何进入良性运行的城市概念。 当然，这一城市理念不仅仅囿于规划。对于当下的广东城市来说，产业转型升级可能是一道比规划来得更深刻、更现实的课题，我们当如何“生存下去、规避破坏、进入良性运行”呢？ 多伦多与水牛城当年的不同选择，值得镜鉴。 水牛城，美国两位前总统的故乡，当年仅次于芝加哥的美国第二大铁路枢纽，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它在商业铁路、钢铁工业、汽车制造、五大湖航运以及谷物储藏等产业上的声名，如雷贯耳。 这一切辉煌都已成过去。如今，走进水牛城，繁华不再，这里已成一座荒废的工业城。只有城市里的古老建筑，默默见证着它的兴衰。 加拿大的多伦多与美国的水牛城隔尼亚加拉河相望，过境来往相当便捷。 这座加拿大第一大城市名店林立，充满活力，作为加拿大最大的工商业和金融中心，过去半个世纪内迅速崛起。如今，多伦多已明确提出新的战略目标：进入全球前十位的“创新之都”。 为什么仅一河之隔，两座城市的发展竟有如此大的差异？ 美国水牛城 痛失转型良机，工业重镇变“废都” 中国驻多伦多总领事陈立钢对两座城市呈现如此不同的形态有相当研究。 “水牛城工业产业链的土崩瓦解是美国五大湖老工业基地衰落的一部分，其他类似的城市还有底特律、匹兹堡和扬斯敦等，这并不是说美国不行了，而是它的产业升级换代重点已经南下，现在美国的科技重点更多的是在南部和西部，如休斯敦集中了大量的高科技企业。北方包括水牛城这样的工业重镇已一去不复返了。”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一轮产业转型升级中，水牛城没有抓住机遇，实现从工业重镇向高科技含量的产业升级，结果不进则退。如今，主要的炼钢业巨头早已搬迁，只有少数小钢厂得以保存。虽然汽车使用的雨刷曾是在这里发明，但如今只有福特汽车公司仍然保留了它在水牛城的一个冲压工厂。 渐渐地，这座城市的就业率持续恶化，犯罪率持续上升，社会管理成了摆在水牛城面前的一个巨大挑战。 与之相比，匹兹堡则成为成功典范。据了解，匹兹堡与水牛城当时同为美国著名工业城市，有“世界钢铁之都”之称。但匹兹堡很快意识到，过于依赖钢铁业，整座城市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环境污染严重、产业集中度高、就业渠道单一问题越来越严重。 上世纪50年代，匹兹堡政府开始下决心改造，初期改造重点一直是城市环境整治。直到上世纪70年代人物访谈节目，政府逐渐醒悟：环境整治只是其表，最根本的还是要将改造重点转移到促进新产业发展上来。 于是，除保留了一部分有竞争力的大型传统企业外，在匹兹堡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带动下，一批从事计算机软件、机器人、人工智能、生物技术和生物医药等研究开发和生产的高技术企业在这座城市萌芽发展。 如今，60年过去了，匹兹堡已经转型为以生物技术、计算机技术、机器人制造、医疗健康、金融、教育而闻名的繁荣都市，成为美国城市产业成功转型的典范，这是美国人心目中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一，也是全美犯罪率最低的城市之一。 不得不说的是，现在的水牛城也已开始艰难转型，生物信息及人类基因研究中心开始有所建树，这当中包括引进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及罗斯维尔—帕克(RoswellPark)癌症研究中心。只是这一转型，比匹兹堡迟了近60年。 加拿大多伦多 接住金融寡头，新兴产业一飞冲天 “多伦多为什么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从一个不起眼的小城市成长为像纽约、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呢？因为这座城市紧紧抓住了转型的机遇，只是它的这个机遇看上去更有戏剧性。”陈立钢总领事说。 戏剧性转型的起点缘于上世纪60年代，魁北克地区闹独立。当时的魁北克是加拿大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蒙特利尔是全国第一大城市职业生涯人物访谈，当时的多伦多根本排不上位置。 魁北克闹独立虽然最终遭遇否决，但就在当时复杂的政治情况下，大量的工业资本家、银行资本家等金融寡头大举南下，跑到多伦多避难。这一大举南下给这座城市的升级换代提供了积极的刺激。 当时经济落后的多伦多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一跃而成为加拿大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随后，它迅速利用其大学、科研机构的实力和高效工作，开始致力于转型之路，发展汽车制造业、金融业、服务业、信息产业、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成为加拿大的技术心脏。 现在，多伦多的信息服务业企业的密集度居加拿大之首，是北美第三大信息服务业集群所在地，为全球业务的开发商和制造商提供了涉及软件、硬件、新媒体、通信设备、半导体等多元服务。正因如此，才会在美国“苹果”称霸天下时，加拿大“黑莓”有直接叫板的底气和信心。 “现在的多伦多是企业家的天堂，冒险家的天堂，创业的天堂。但是，他们创新的步伐一直没有停止，而且还一招高似一招。广东现在也处在一个新的高台上，未来要想在全国继续执牛耳，也一定要出些新招数，而这些新的招数是要借鉴一些国际上的好做法。广东不会平庸，一定会走创造和创新之路，对此，我很有信心。”陈立钢总领事对广东一直怀有深厚感情。 产业转型升级角逐科研高地 不论是多伦多、波士顿还是匹兹堡，你会发现，这些产业成功转型升级的城市，周边都有强有力的大学和科研机构。多伦多依托的是加国最大的大学—多伦多大学，还有城西北著名的约克大学，匹兹堡新兴产业的兴起，带动的是匹兹堡大学和卡内基—梅隆大学这样的一流学府，而波士顿更不用说，这里有全美国甚至全世界最古老的高等教育，有以哈佛、麻省理工为首的100多所各类型院校，正因官、产、学、研紧密互动人物访谈报告，才有产业的转型和升级。 显然，水牛城也已意识到这一点，如果不是引进纽约州立大学水牛城分校及罗斯维尔帕克(RoswellPark)癌症研究中心，现在才起步不久的生物信息及人类基因研究很难在激烈竞争中有所成就。可以说，产业转型升级并非只是产业的事。背后竞逐的，还是人才、科研力量，这才是产业能否转型升级的关键。 正因如此，陈立钢总领事对广东要敢于引进世界最尖端的人才一事，才会如此在意。尖端人才带动的往往是尖端产业，而尖端人才，除了本土培育，就要靠引进。这已是全球范围内、特别是发达国家间已白热化的竞争。加拿大不惜重金，谋的就是这个。现在，作为新兴国家的中国，尤其是敢为天下先、已有一定经济实力的广东，一要敢于出手，花大价钱引进诺贝尔奖的潜在获得者，加入世界竞争格局当中，二要花大价钱大力提升本土大学的综合实力，打造属于自己的教育科研高地。 广东已开始构建这样的格局。去年开始的亿元价码引进世界顶尖创新团队出手不凡，计划实行到今年，已有诺贝尔奖获得者加盟。而本土两所龙头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投巨资建设“985”工程，已展示了不可小觑的发展后劲。 “大价钱”绝非“烧钱”，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关乎广东探索新型转型升级之路能否成功。 人物访谈 波士顿转型案例写进哈佛教科书 一座冬季漫长、寒冷的城市，当年又逢美国经济低迷，为何还可转型成功？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大卫·路伯洛夫(DavidLuberoff)教授讲述波士顿6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 波士顿的产业转型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加速，“二战”前主要是制造业，服装、钟表、钢铁等，后来钢铁业向南部、海外转移，当地经济一下子掉下去了。但因为有大学群的集聚，在波士顿慢慢出现了医学方面的制药、器械公司，后来出现了IT公司。低技能的人才在这里开始变得很难适应，有些人自然就迁走，有些人则不得不留下来做更低收入的工作。 波士顿曾经是精密仪器的制造重地，经过了转型升级后，发展成高新技术的医疗器械产业基地，将传统优势发挥到新兴产业中来，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关键保障??一流教育，吸引高端人才 南方日报：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经济非常不景气，波士顿这座城市气候又是这么寒冷，它是怎么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 大卫·路伯洛夫：波士顿这座城市怎么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这已成哈佛大学本科的一门课程。20世纪中期，波士顿的制造业在全美是领先的。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产业迅速从制造业向生物技术、医药、IT、金融等转型。一些美国城市因此而“死亡”，为什么波士顿可以成功？首先想到的是，在波士顿地区，有世界一流的大学，像哈佛、麻省理工。这些大学吸引全世界高端人才，相当一部分人才开始在这里创业，他们 将 研 究的成果最终体现在建立创新型公司上。高素质人才聚集，对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可能会越来越重要。 南方日报：一流的教育环境是波士顿当年转型成功的关键？ 大卫·路伯洛夫：的确，教育是吸引人才的关键因素。波士顿地区有100多所各类型院校，一流研究型大学重要，但各种多元院校也不可忽视，大家彼此成为一个整体，互相促进。比如，正因为波士顿有一流医学院，才会有一流的医学研究机构，才会吸引全世界顶尖人才来这里，也才可以发展出与医学相关的新型产业，这里有一家全球最大的心脏搭桥手术的医药公司。因此，政府、大学、医院、产业，彼此形成更加紧密的关系。 政府角色??提供服务，不做宴会主角 南方日报：政府在城市的转型升级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大卫·路伯洛夫：波士顿新兴产业的兴起并不是政府设立的庞大计划，但是，政府的作为不可忽视。政府要做的是非常低调地做好基础的工作，就像宴会中摆好桌子的角色，但他们并不是宴会的主角，公共卫生、清洁水源、健全的法律体系，这些是政府应该做的。 南方日报：这位摆桌子的人在波士顿的产业转型中做了哪些“低调”的工作？ 大卫·路伯洛夫：这是一座以民众为本的城市。上世纪50年代，政府规划建设高速公路，进行大规模的拆迁，原住民非常不满，当时的州长在倾听民众抗议的诉求后，经研究发现这真的不是一个好的计划。于是，波士顿就放弃了建高速公路的计划。 然后，政府指定专家小组去研究发展高速铁路。轨道交通的大力发展，让这个城市的公共交通体系得到有力保障。为了保障交通的畅顺，波士顿又根据城市特色，发展隧道交通，地面留出的空间就发展绿化带、公园等。这个工程极其昂贵，投入约150亿美元，但为整个城市的产业转型奠定了非常好的基 (责任编辑：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