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迷GDP：农业干部“弃农”的无奈

　　受困于农业“非税”“非政绩”的产业特征，部分农业主产区抓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普遍不高，陷入“背着包袱抓农业，抓完农业包袱重”的尴尬，农业干部稳粮“心难安”。如何充分调动农业主产区抓农业的积极性？

　　“农业县如果发展了10多年还是农业县，说明领导能力不行”

　　“粮食连年丰收，GDP和财政收入却不见增长。数据显不出，领导看不到。”这是半月谈记者在多个粮食主产区听到农业干部的普遍“心结”。陕西省华县副县长王强国说，该县4亿元的地方财政收入连给1.4万名财政供养人员发工资都不够，而农业每年能产生的税收占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当地一些基层干部无奈地表示：“依靠上级拨款的单一资金渠道，远远不能满足粮食主产区建设的需要。维持‘吃饭’尚且需要‘化缘’，哪里有钱搞建设？”

　　在财力捉襟见肘的同时，由于对经济的拉动效益和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低，在部分传统农区，农业部门沦为事实上的“二线部门”。在各地“招商引资打头、资金项目挂帅”的发展思路下，领导对农业不够重视、施政重点不在农业的现象普遍存在，农业大县急于甩掉“农帽”的冲动难以遏制。

　　“虽然是粮食主产省，可现在许多干部是‘谈工业大半天、谈招商大半天、谈拆迁大半天，谈农业只需一支烟’，一些地方主要领导的心思根本不在农业上。”中部某粮食主产省份农业厅负责同志痛心地说。

　　“农业是无税产业，地方政府不可能投入太多资金去发展农业。”江西省一设区市农业局局长透露，“各级地方政府沉迷于工业化和城镇化，这两项可以产生巨量GDP和税收，但普遍轻视农业现代化，因为农业既不产生税收也不出政绩。现在有种说法，‘一个农业县如果10年后还是农业县，说明领导能力不行，是经济落后和财政穷困的代名词。’”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教授贺东航表示，当前农业发展存在典型的“中央惠农、地方不顾农”现象，惠农支农成了中央的事。各地普遍推行注重经济总量的考核标准，农业大县无翻身之日，极大地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越来越多的三农干部“人心思走”，努力流向工业大县。

　　记者了解到，农业的“隐性产业”特征造成一些地方农业干部“被边缘化”趋势愈发明显。“农业干部吃不开，你看有几个农业局长被提拔了？干部一旦被调整到农业部门，基本上意味着退出了领导的视野。”在采访时，多位农口干部都对记者吐露了这样的心声。

　　“背着包袱抓农业，抓了农业包袱重”

　　由于农业较少创造税收，这些地方普遍产业结构单一、财力紧张、发展速度缓慢，陷入“越抓农业越穷、越穷越无力抓农业”的尴尬，农业扶贫开发中的“马太效应”愈发明显。“所有种粮大县一定是财政穷县，这些地方是‘背着包袱抓农业，抓了农业又背包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俊说。

　　记者在中西部多个粮食主产省的田间地头看到，一些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机井、渠道等仍在使用。当地干部反映，地方愿意改造农田水利设施，但苦于没有配套资金。“哪里有钱配套呀！饮水安全工程需要市里配套四五百万元，现在都是工程队垫钱干活。”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辛庄党支部书记李连成说。

　　“小农水项目、清洁工程、新农村建设、病险水库治理，20多个项目都要市县两级财政配套，资金压力很大。”江西一位地市财政局负责人说，以能繁母猪补贴为例，要求各县市配套1000多万元，配套比例为20%，“我们的生猪大量外输平抑肉价，为国家作贡献，但本地因为养猪污染了环境，又没有体现应有价值，也没有税收，还要自己补贴，这公平吗？”

　　陕西省渭南市财政局副局长辛香娥说，国家发展农业本应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但普遍存在的配套却让粮食主产区陷入发展困境。“现在是哪里有能力配套，项目就往哪里去。凡是不搞农业的地方都能拿到项目，穷地方反而因为配套不起而拿不到惠农资金，有些项目明明知道很好，但因没钱也只能搁置下来。”

　　差异化考核“向粮要政绩”，“有税农业”靠转移支付

　　部分专家、基层干部表示，应当改变当前“唯GDP”考核体系，探索产区的差异化考核，同时设计“有税农业”转移支付制度，改变“中央反哺农业、地方反哺工业和城镇”的现状。

　　第一，对主产区的考核标准应当向提高粮食生产能力、农业综合发展能力倾斜。江西省社科院农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尹小健表示，“唯GDP”考核体系“一把尺子量到底”，忽略了各地自然条件、经济基础、资源禀赋差别，应当在主产区单独建立考核体系。除了设立专项扶持基金外，应以对国家粮食安全贡献度为标准建立考核制度，不再将农业大县和工业大县进行简单排名，改变“农业弱势化、干部边缘化”现状。

　　第二，在健全基层基本财力保障机制的同时，探索建立奖补资金与农业产能相挂钩的转移支付制度，使农业变为“有税产业”。基层农业部门负责人建议，应当核定农业大县第一产业的GDP值，按照二、三产业GDP的税率，计算一产的税收额度，国家以此为基准，将这一部分“虚拟税收”作为一般性财政资金转移支付给农业大县。地方只有做强做大农业产业产值，才能获得转移支付。

　　第三，完善相关产业配套政策，促进加工、仓储、物流相结合的农业现代产业发展，延长农业产业链。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书记陈萌山说，2012年我国农牧渔业总产值为5.2万亿元，农产品加工产值是15万亿元，农产品流通产值超过10万亿元，后两项之和是前者的数倍，发展前景广阔。

　　第四，“有多少钱办多少事”，逐步减免主产区的项目配套，促使产粮大县财权与事权相匹配。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林万龙建议，应对产粮大县的债务进行分类调查，划清责任归属，逐年核销其因执行中央粮食政策而积累的银行债务，营造相对宽松的财政和金融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