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社会该如何对待“贪官碑”？

      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新东行政村村民李某，在当地立了块“贪官碑”。随后，又把此碑装上手推车拉到镇大街上，石碑当天被官方砸毁。官方表示，李某立碑是因土地补偿款不满意，是为达到个人目的、别有用心。（1月13日《法制晚报》）
     这并不是第一次民间自发地自立“贪官碑”，但每次的后续反应都高度相似：不受当地官员待见，被砸毁，甚至立碑者会遭到肉身或精神上的报复；舆情一方面说“对号入座是一封举报信”，另一方面并不认为是立碑者为达个人目的别有用心，而认为是权益申诉未获得解决下的无奈之举，并对立碑者表示支持，认为对当地不作为官员有警示作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吹响了“依法治国”的号角，那么，从法治的角度，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对待“贪官碑”呢？
      法律尽管会考虑一种行为的主体和主观方面，但必须以客体和客观方面为基本条件。法无禁止即自由，自发自立“贪官碑”，尽管与现代社会的常规不太相符，但毫无疑问也是任何一个公民的自由权利。公民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未经法院宣判，任何人砸毁立碑者的“贪官碑”，都不应该。按照司法标准，如果造成公私财物损失五千元以上的，或者毁坏公私财物三次以上的，或者纠集三人以上公然毁坏公私财物的，应予立案追诉。因此，对村民自发自立的“贪官碑”被毁，公安机关是不应该置之不理的。
然而，也并不意味着村民自发自立“贪官碑”就一定会受到保护。就村民李某的行为，在当地立“贪官碑”，关键要看“贪官碑”立在什么地方，是否有合法手续；拉到镇大街上，则有可能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禁止的。在这种情况下，“贪官碑”该不该被毁，李某该不该受到治安管理处罚，也都应该有执法主体和执法程序来保障执法正义，并不是当地任何官方机构都有权将其砸毁的，也不是谁都可以给其“定罪”的。
      村民自发自立“贪官碑”还有可能涉及一种侵权，那就是可能涉及到侵犯当地官员的名誉权。是否侵犯当地官员的名誉权，从认定上说，一是要看是否有明确指向，或者造成了路人皆知的明确指向，二是是否给被指向者造成了实质上的伤害；从程序上说，一般情况，应该属于民事诉讼的范畴，不告不理，但如果故意捏造并散布虚构的事实，足以“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则可能构成犯罪，可由公诉机关提起公诉。
     基于此，在没有详细调查并得到程序保障的情况下，当地官方就将其“贪官碑”砸毁，并定性是“因土地补偿款不满意，是为达到个人目的、别有用心”，则是典型的未审先判、未判先执行，无论如何，都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即使立碑者是“为达到个人目的、别有用心”故意制造的一场新闻秀，即使当地官员遭到“无端”映射而恼火之极，但官方毕竟应该是法治的宣传者、模范带头者，都不应该与普通村民“一般见识”，都应该“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来树立标杆。
     身为官员，不愿见到“贪官碑”立在眼前，心情可以理解。但究竟该来一场怎样的危机公关呢？我记得中国人民大学的张鸣教授讲过一个故事，说雍正年间，特好别出心裁的皇帝，一来就盯上了一个江南才子钱名世，还赐给他一块亲笔题写的匾，上书四个大字：“名教罪人”。匾就挂在常州的钱家大门上，还要当地的地方官常州知府和武进知县，隔三差五去看看，别被钱家人给有意遮上。就河南当地来说，如果官员清者自清，“没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完全可以多点雅量，在当前反腐形势大好之下，将其打造成一个廉政教育的景点。
(责任编辑：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