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晚回到租住的房子，枕着窗外的嘈杂，邱国远总是难以入眠。他想念从小到大生活的农村，想念“掉一根针都能听得见”的静夜。

　　在顺义区工作那几年，邱国远换过很多工作。他每天穿着体面，朝九晚五地上下班，却总觉得自己“和城市格格不入”。他喜欢夏天在自家院子里支起桌子吃饭，习惯走在街上遇到的都是看着自己从小长大的熟人。可是在城里，他甚至不知道隔壁的邻居是谁。

　　“我就是一个农民。”邱国远还是选择遵从自己的内心，回到顺义区北务镇北务村，和哥哥一起“将养猪进行到底”。

　　团北京市委“北京青年1%抽样调查”将邱国远归类为“农业青年”。他们的年龄在16~35 岁之间，生活、居住、工作在北京乡村超过半年，直接从事第一产业。在北京，农业青年共有9.11万人，占北京市农业人口总数的16.17%。

　　收入不再靠种粮

　　白天，邱国远在村子里几乎见不到同龄人。太阳下山之后，各家各户的小车才陆陆续续开进村子，载着从城市里放学、下班归来的年轻人。

　　随着北京城市化进程加快，部分近郊农村变为城镇，大量农民上楼，大量农村户籍青年不再从事农业生产，选择在外就业或上学。农村青年外流趋势明显，村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并呈现多重经济身份集于一身的特点，收入来源也越发多样化。

　　有些农业青年通过将土地的经营权进行流转，获得租金，成为“土地出租者”，有些青年参加村集体产业并获得股份分红，成为“股东”，有些青年将自有住房出租，成为“房东”，还有些青年开展农家乐等个体经营，成为“私营企业主”。

　　河北保定姑娘赵红敏是北京农业青年中少见的外地农业户籍。因为“到北上广的年轻人都在城市里，没有人来农村”。在北京市农业青年中，北京农村户籍占54.0%，北京非农户籍占38.4%，外地农业户籍占3.3%，外地非农户籍占4.3%。

　　大学毕业后，赵红敏被一纸“工作在北京，管吃又管住”的offer吸引到了延庆县北京四海种植专业合作社。当时，这片距县城46公里的“纯山区”让赵红敏很失望。6年过去，四海种植专业合作社投资成立了北京四季花海农副产品加工有限责任公司，赵红敏担任经理。“农村还是有发展空间的，关键要看个人努力。”她说。

　　李佳雪从中国传媒大学毕业后，到房山区经营一家以生态教育、农工文化教育等为主旨的亲子生态农场。她介绍，房山区拥有十渡景区等丰富的旅游资源，青年人大多选择从事旅游行业的相关工作，很少有人选择传统种植、养殖行业。

　　在农业青年致富途径中，农家乐排在首位（15.9%），传统粮食种植收入最低。

　　保留传统的生活方式

　　每个月没有了房租开销，回到村子里的邱国远生活压力骤降。“自己院子里种点菜随便吃。”他说，“除了吃饭和孩子读书的开销，基本花不了什么钱。”

　　调查显示，农业青年生活压力较小，月平均收入为2837.89元，支出为1826.48 元，月结余1011.41元，超过月收入1/3。他们的日常支出中，排名前三的分别是吃饭（72.2%）、水电气及日用品（42.6%）、抚养子女（32.7%）。农业青年拥有住房的比例达到56.1%，住房支出压力较小。随着农村基础设施日益完备，生活条件日益便利，92.6%的农业青年对目前生活状况感到满意。

　　不过，由于生活和劳动都在村里，农业青年的社会交往相对局限，他们最常交往的对象是“本村村民”（77.3%）。

　　农业青年在业余生活上也较为传统，每天上网时间为一小时及以下的占47.5%，从不上网的占6.8%，闲暇时间首选上网比例明显低于其他各类青年。而他们最常用的联系方式，是电话（38.7%）和面对面交流（26%），通过QQ、飞信、微信等网络工具的比例相对较低。

　　邱国远也用微信，但只是“打发无聊”，从不用来“谈正事”。更多时候，他会选择打电话，或者更直接地把朋友叫到一起当面聊。

　　农业青年业余生活比较单调，闲暇时间的安排中,47.9%的被访青年选择上网，45.3%选择看电视，8%选择打牌打麻将等娱乐。

　　此外，农业青年群体的择偶观念也较为传统。择偶观念中排位前三的是品行（44.7%）、感情（25.3%）和能力（16.8%），选择金钱（4.2%）、房子（2.6%）、家庭背景（2.4%）、外貌（2.1%）和学历（1.6%）的比例相对较低。

　　在“乡愁”中创业

　　大学毕业后，张庆回到房山区大石窝镇南河村，成为一名农业种植技术指导员。经过两年的摸索努力，张庆管理的大棚蔬菜实现年25%增产。“现在青年人不管有没有学历，留在农村的都很少，即使没有学历也会出去打工。”张庆说，“但有些人的思想意识也开始转变，我身边也有一些人回到农村来创业。”

　　不过，虽然42.8%的农业青年有强烈的创业意愿，对于未来3~5年的职业发展中，选择自己创业（21.4%）排在第一位，但只有4%的人有过实际的创业经历。缺乏资金、缺乏创业指导和缺乏技术支持是阻碍他们创业的三大门槛。

　　李佳雪在城市长大，选择从事农业相关工作，完全是出于“喜欢”。像李佳雪一样出于兴趣选择从事农业工作的，只有6.1%。近一半农业青年由于家庭需要、个人能力不足等不得不从事农业。“家里劳动力少”所占比例最高21.5%，“父母要求”占到10.3%，“只会种地不会干别的”占到6.9%，“外地打工挣不到多少钱”占到5.8%。

　　韩森就是“为了父母”，放弃了单位的出国机会，回到大兴区长营镇小黑房村，帮父母搞肉鸽养殖。起初他也十分排斥，每天“在家睡觉不想起床，起来也不知道干嘛”。但后来，他选择“接受现实”。

　　前几年禽流感暴发，韩森家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最困难的时候，是村里的老百姓伸出援手。2008年前后，肉鸽产业发展的好了，韩森告诉自己“不能忘本”，开始带领村民发展林下经济，共同致富，韩森因此被选为村委委员。在被访农业青年当中，有38%的人像韩森一样，选择通过村两委参与公共事务管理。

　　调查发现，户籍、土地、社保政策在农业青年中备受关注。被访的北京农业户籍青年中，近七成希望保留农村户口。不过，农业青年对关系切身利益的涉农政策高度关注，而实际了解程度并不高。

　　在城市和乡村之间

　　邱国远的妹妹本科毕业后留在北京城区，拥有一份收入可观的工作。可是5年后，她和哥哥一样选择回到顺义。“她回顺义区找工作，每天晚上回家住”。

　　邱国远9岁的女儿在农村上学，可所有补习班都在区里。每个周末，邱国远都要带着女儿往返三十几公里，接送她上各种补习班。

　　农业青年羡慕城市里的资源丰富，希望成为“城市人”。可现实是，在受访农业青年中，高中及以下学历占到49.8%，止步于职高、中专、技校等，他们在城里就业较难，生活习惯、交往习惯还保留着传统农村色彩。

　　随着北京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和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农业青年面临向都市型现代农业转型和进入城市就业的新形势。一方面，农业青年从事农业缺乏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呈现“农盲”或技能缺失，需要提高技能适应农业现代化趋势。另一方面，农业青年缺少学历职业技能，在城市就业中缺乏竞争力，绝大多数从事以体力劳动为主的服务业和简单制造业。由于学历层次较低，再学习再深造的机会较少，平台较窄，后劲发展不足。

　　农业青年对于自己未来3~5年的职业发展方向，选择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比例仅有18.1%，四分之一的农业青年对未来发展比较茫然。“靠土地去养活一家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必须去工作。可他又无法融入城市，那他能不迷茫么？”邱国远说，“怎么办呢，这就是现实。”他觉得，农村已经不是10年前“脏乱差”的样子了，年轻人应该更加努力学习掌握现代化技能，把“乡愁”转化成为生产力，让家乡更美。

年轻人凭什么回农村

韩森曾经在高楼林立、车水马龙的北京CBD工作。没结婚，不买房，一个月挣多少钱都能花干净。每天下班打打电玩、逛逛街，表面看上去，生活很快乐。其实在外打拼不容易。心里那份委屈，韩森自己知道。

父母在家养鸽子，叫韩森回去帮忙，他心里不乐意：“全村400户谁都认识谁，我回去他们肯定得议论。在农村，大家觉得你都出去了又回来，就是没本事。”

为了父母，韩森还是妥协了。刚回到村里，他整天闷在家不出门：“年轻人都在上班，我找谁玩去？”

无所事事的状态持续了快两年，韩森才静下心来，投入了家里的肉鸽养殖事业。他满腔热血、 风风火火，却和父母产生了许多矛盾。“我有新的想法，总想一点一点去扭转他们的思路。抬杠的事多了去了。”不过，韩森也有错的时候，他开始明白“有时候经验还是重要的”。

韩森观察着农村。他发现，村里的老人并非不愿意接受新鲜事物。“我们五六十岁的村干部，也想懂电脑，可他怕你笑话他，所以没有勇气去接触。”韩森觉得，如果有更多的年轻人回来，一定可以满足老人们“与时俱进”的愿望。

然而现实是，村里的年轻人“几乎为零”。只要有一点点本事，哪怕只是中专毕业，他们也要到城里去工作。韩森理解他们，因为自己也曾经和他们一样。

韩森和大学生村官聊天，和来村里做社会调查的学生聊天，这些比他更年轻的“新鲜血液”常常让他感到惊喜。“他们有很多超前的想法，都特别好。可是如果来到农村，他们的想法真能实现么？这些有学历、有资历的孩子来到农村，农村能给他们提供什么？”韩森说，“你看那些大学生村官，好多都有想法有本事，想要施展的空间。”

韩森琢磨着，要是农村有好的平台，好的政策，年轻人一定愿意回来。 “城市已经太拥挤了。农村有发展的空间，也有生存之道，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复杂”。

韩森想对年轻人说：“带着自己的想法和愿望，扛着压力，回农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