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接受《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主编阿迪•伊格内休斯(Adi Ignatius)的采访，利用那个机会阐述了我对商界领袖在影响公共政策方面所发挥作用的看法。考虑到各企业首席执行官对股东的义务、对发挥作用的渴望、对报复的惧怕以及其他许多因素，这个问题十分复杂。
就在特朗普就职典礼之前，我强烈表达了自己的一大担忧：在达沃斯发言的美国商界领袖，正在附和美国新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极有问题的政策路线。
就职典礼以来的事件证实了我的担心。在威胁开放的全球体系和挑衅关键合作伙伴方面，特朗普的政策走得比我所预期的更远。它对自由女神像价值观和法治的削弱超出了我的预期。尤其是在对外政策上，言语即是行动。对一个国家来说，建立可信度和信任需要数十年，而毁掉它却可能只是几个小时的事。
有迹象表明，相当多的商界领袖正意识到当前趋势潜藏着对他们企业的危险。因此，商界可能将开始对特朗普政府施压，而不只是为减税和放松管制欢呼；而商界的认可正是特朗普政府渴望获得的。
企业领袖们与特朗普今天（即本周五）的会面将会非常明确地显示这一点。这个群体是否会任由自己被利用，起到附和政策趋势的作用？他们将专注于短期而狭隘的监管和税务问题吗？还是，就如我所希望的那样，他们将对美国继续拥抱保护主义、拆欧洲一体化的墙角、在台湾问题上挑战中国以及阻止穆斯林入境的长期影响表达真切的忧虑？
对于那些认为企业应该关注长期，并强调美国经济和商业成功紧密关联的人而言，这将是一个说明问题的时刻。
译者/何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