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新作《21世纪的资本》井喷式地蹿红。作者基于自己的两大发现，即，一、发达国家的资本与国民收入之比过去30多年来在大幅上升；二、财富的集中度也在大幅上升，得出了一个推论：现代市场经济出现了系统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必须采取直接对高财富群体和资本高额征税这一极端措施。该书在经济学界引起了诸多异议。

　　笔者认为，该研究提出的课题意义重大，但其除了经济学理论分析的不足外，还存在两大局限性。其一是眼光仅限于20多个发达国家，未能把全球作为一体来研究。而必须考虑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才能厘清该书发现的经济现象背后的原因，而整个结论将会逆转。其二，皮凯蒂没有厘清消费性财富和生产性资本的区别，而简单地将两者相加，这带来了相当的误导，其政策建议更显简单粗暴。

　　应该特别强调的是，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减少高财富群体，尤其是生产性资本所有者，对于社会决策过程的过多干预，这才应该是讨论的重点，也是我们应该警惕的。

　　尽管如此，该书所激起的涟漪已经超越学术争论的范畴，而可能引发一场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理念的革命。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意识形态遗产有可能因此而发生动摇乃至逆转。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西方世界步入了一个痛苦的恢复时期。尽管主要发达国家的GDP已经出现增长，但是在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大家突然发现这个世界变得不如危机前那么美好，经济的恢复似乎是富人的恢复，是华尔街盛宴的重开，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将向何处去？应该推行怎样的改革？今天的发达国家虽然有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那样的困惑，但却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符号清晰、方向明确的意识形态，既没有出现撒切尔夫人、里根总统推崇的供给学派，也没有出现罗斯福总统所大力推行的凯恩斯经济学。

　　在这个大背景下，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新作《21世纪的资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一经出版，即毫无悬念地登上了西方畅销书排行的榜首，同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

　　中国读者应该如何理解这本书？他的观点是否靠得住？他的预测会不会发生？他给当代市场经济开出的药方准不准，有没有可能实行？这对于已经融入全球市场的中国至关重要。为此，我们有必要做一番非常仔细的分析。

　　全面了解皮凯蒂：阅读原著，并搜寻其学术观点

　　首先，为了彻底搞懂作者在这本书中所要阐明的观点，我有意识地没有一字一句地去考证他的原著，因为必须要知道，其原著中的很多细节是给非专业人士看的，甚至于为了说服非专业人士而有意识地作了一些夸张。

　　我所做的工作首先是从亚马逊网站下载该书的电子版，研读了该书的简介、引言和结论，浏览了其主要内容，然后把主要精力用于研究该作者作为职业经济学家，在各类学术研讨会上专门介绍该书内容的学术报告，以及对同行们针对性评论的回应。

　　在我看来，作为一名职业经济学家，其思想最重要、最准确的表达应该是与同行的交流，因此我认为，该作者在各个大学所做的全面的演讲比原书更能反映他真实的想法，也毫无疑问更精确。当然，我这种做法可能会牺牲作者说法和想法上的一些细节，但是就认真讨论问题的本质而言，我认为这应当是最科学、最准确的。

　　皮凯蒂的两大发现

　　皮凯蒂在书中用大量本人及其他经济学家的统计数据阐述了他的两个发现。

　　第一，过去300年以来，在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在这里，我有意识地避免使用资本主义经济这个词，因为资本主义带有明显的意识形态色彩，在公众心目中，它往往用来描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制度安排，而今天发达国家的基本经济体制已经和100多年前完全不同了）运行中，资本与国民收入之比（在其书中反复使用国民收入而非GDP的概念，前者是一国居民的总收入刨除折旧，而非在本国发生的经济活动的总量，它与本国居民的福利结合更紧密）出现明显的规律性的变化，即，1700到1910年，该比例高达600－700%；1914到1945年，其下降并稳定在200-300%；而1980年代英美等国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之后，此比例逐步上升，达到500-600%，而且还在上升。与此同时，财富所得占整体GDP的比重在提高，从1975年的20%左右上升到2010年的25－30%。

　　第二，该书的另一个重要发现是，资本所有权的集中度或者说是不公平性在上涨，比如，美国1%最富有的人群所占有的资本量从二三十年前的不到10%上升到今天的20%以上。

　　基于这两个发现，作者得出一个推论，那就是现代市场经济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财富存量在不断提高，财富所得占GDP的比重也在提高，而财富分配日益不均，当今世界发达国家食利阶层的财富比例回归到一战前的水平，食利阶层正在恢复，一个符合民主、公平理念的市场经济正在远去，因此，必须采取极端的措施加以解决。作者提出的一个政策建议是在全球范围内对高净资产人群和资本高额征税，以此来解决财富差距扩大的难题。

　　应该说，皮凯蒂和他的研究团队经过近十年的研究，所作出的以上两个历史性发现是有确凿证据的。尽管最近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对此提出了一些疑义，整体经济学界是接受皮凯蒂的统计研究工作的。这是他研究的重要贡献，必须充分肯定。

　　如何解释和理解皮凯蒂的发现

　　问题是，该如何解释这两个重大发现，并在此基础上预判这两大趋势是否会延续？

　　皮凯蒂在书中声称，这两个趋势是当代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必须采取制度性的手段才能抑制其发展。但是，他对这两个趋势的解释，在经济学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大部分主流经济学家基于有关文献的研究提出了异议。

　　首先，资本和收入之比上升的原因何在，其是否还会持续上涨？对此，皮凯蒂提出了一个简单的理论：资本/收入的比例，取决于一个经济体的净储蓄率（用s表示，即国民总收入减去包括政府支出在内的国民消费，再去除折旧，结果除以GDP）与实际GDP增长速度（g）。s/g越高，资本与收入之比越高。他认为，由于发达国家技术进步放缓，g在下降，而s不变，所以，资本与收入之比不断提高。

　　问题是，这一简单的说法仅仅在稳态情况下成立，即净储蓄率s不变。但是，皮凯蒂的第一个发现是资本与收入在不断提高，这几乎就意味着s一定在不断下降，因为折旧与资本存量是正比例关系，资本高到一定程度，折旧最终会吞噬整个储蓄毛额，乃至导致净储蓄为零。

　　更重要的是，当投资不断上涨的时候，资本的存量固然会上涨，但其边际产出最终会不断下降，这是上百年经济学研究的基本结论。这里，尤其要考虑到资本将越来越难以取代劳动力，用经济学行话讲，就是资本与劳动的边际替代弹性会下降，这就意味着资本的产出效率会越来越低，所以，资本获得回报的能力在下降，乃至整体资本回报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会下降。也就是说，皮凯蒂的发现恐怕不能简单地预测未来。

　　第二，关于财富或者资本分配的集中度的上涨，皮凯蒂也给出了自己简单的理论。他认为，只要刨除折旧的资本净回报率r（发达国家约为4.5%）大于经济增长速度g （发达国家约为1.5%），那么这个社会的资本/财富分配量就会越来越不均匀，资本拥有量高者越来越富。

　　这一理论与现实也不见得相符，其原因是，即便资本的回报率上升，资本所有者也有可能挥霍掉自己的资本，其非生产性资本有可能在经济过程中不断被转化成消费，同时，其生产性资本也有可能不断折旧，因此，财富拥有者本身的财富并不一定会持续上涨。

　　事实上，在很多国家，财富和资本的传承是不连续的，中国人有谓“穷不过三代，富不过三代”之说。我和我的研究团队近十年来进行了中国古代经济结构的分析，我们发现，从北宋到清朝中后期的人均GDP是下降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极低，一般在0.3%以下；在这个背景下，资本与土地的回报率远远超过GDP增长速度，但是，由于大量资本所得的储蓄并没有进入生产领域，而是变成了非生产性财富，同时，由于中国历史上没有长子继承制，所以，财富在富人众多的子孙后代中均匀分配，导致财富跨代之间的相对集中度并不是很高。家族的破落在中国历史上非常普遍。

　　从中国经济崛起的视角考量皮凯蒂发现的局限性

　　除了以上研究方法上的讨论，还可以从什么角度考量皮凯蒂的这两大发现呢？

　　我认为，必须把全球的市场经济发展包括中国经济的崛起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才能有全面深入的理解。也就是说，眼光不能仅仅局限于20多个发达国家，这是皮凯蒂研究的最大局限性。

　　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全球掀起了一轮反殖民化的民族独立浪潮，许多非发达国家，尤其是前殖民地国家，纷纷走向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经济发展相对封闭。

　　因此可以说，二战结束后的近30年间，发达国家包括英美两国的市场经济是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自我循环中发展的。在这个大背景下，其劳动力相对资本的稀缺度在提高，劳动力变得相对昂贵，加上各种各样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实施，使得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相对稳定在较高水平，而资本收入占GDP的比重相对比较低。这导致了战后近30年资本积累在发达国家相对比较慢的格局。

　　但是80年代以后，由于全球化的加速，尤其是以中国为首的一批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使得发达国家的资本和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回报。同时，新兴市场国家充沛的廉价劳动力又反逼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发生巨变，其中包括工会力量的削弱和工资增长的相对放缓。这一革命性变化导致了发达国家资本回报率的上涨，比如德国工人的工资过去20年增长缓慢，而企业利润快速上升，这恰恰解释了为什么这一时期发达国家资本存量的比例会不断上涨。

　　按照这个思路再往下看，当前中国经济已经出现了重要的格局性变化——劳动力相对短缺，劳动收入占GDP的比重开始提高，蓝领工人的工资开始上涨。由于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这将在全球范围带来连锁反应，导致一场新的格局性变化，那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劳动力与资本的相对谈判能力将会提升，劳动收入的比重将有可能逐步提高，发达国家资本的积累速度将会放缓。而由于中国的储蓄率仍然较高，中国的资本存量与GDP之比还在不断提高。

　　中国的因素必须放入整个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考虑之中，如果分析的过程中忽略了中国，就会歪曲经济事实。事实上，如果把全球百姓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统一起来计算的话，那么，过去30多年，全球收入最高的10%人群占全球总收入的比例，以及全球财富最高的10%人群占总财富的比例一定是缩小的，即全球整体的收入差距是在缩小的。为什么？因为30年前极为贫困的中国等经济体的收入水平，今天已经得到了大幅度提高，财富水平也提高显著。因此，把眼光放到全球来看的话，皮凯蒂的两个发现恐怕就要反过来了。

　　政策建议尤其值得推敲

　　那么，皮凯蒂的政策建议是不是站得住脚呢？是否应该像他说的那样，以高税率的方式对高收入和高财富者征税呢？

　　这方面，他的分析尤其显得不够深入，因为影响一个社会的市场经济制度安排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有诸多关键的细节需要特别研究。比如说同样是市场经济国家，德国由于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引入了工会或职工等利益相关者的代表，不仅使得资本的力量得到了约束，而且促进了劳资合作，工人罢工的比例大大低于英美国家，也并没有像美国那样出现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再比如说，德国并没有像美国那样脱离实体经济发展金融业，金融业的发展也受到严格的管制，而实体企业的发展又得到了政府的持续支持，家族式的实体企业如果能坚持经营的话会完全免除遗产税，这种长期扶持生产性资本、鼓励家族企业通过资本拥有参与管理的方式，看起来是长期有利于经济发展、带来资本和社会共赢的一种重要的制度安排。总之，当地的市场经济运作中有太多的制度安排，可以促进资本与劳动者的和谐，完全不必采取矛头指向财富或资本的极端措施。这些措施往往会带来整个社会的分裂、经济发展速度的下降。

　　财富与资本的本质性区别

　　最后，应该特别强调的是，皮凯蒂的研究没有厘清财富和资本的区别。财富应该是广义的，既包括生产性的资本，如股票等，也包括消费性的财富资本，如住宅等；而资本一般指的是直接参与生产和分配过程的生产要素，它能够扩大生产规模并带来回报。厘清这两个概念非常重要，因为在现代社会，财富分配的差距主要体现在生产性资本的差距上。比如比尔·盖茨，他的财富主体部分并非住房、汽车、收藏，而是他所拥有的微软股权，其价值使他的财富在全世界名列前茅，与普通人差距巨大。

　　而且，生产性资本的本质与消费性财富完全不同，二者也并不成正比，生产性资本占有多的人，不见得消费就高。据此，财富差距的扩大主要来自于生产性资本的差距，它不等于社会福利差距的扩大，相反，占有生产性资本多的人，不见得享有等比例更高的社会福利。

　　如果全社会真正认同皮凯蒂征收高财富税背后的哲学理念的话，倒不如针对超高消费包括超高消费性财富征收累进税。

　　厘清这两个概念，才能认识到制度改革过程中的关键——减少高财富尤其是高生产性资本群体对于社会决策过程的过分干预。一旦高财富尤其是高资本人群对社会决策过程拥有了特别大的发言权，他们将会改变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而他们不一定能代表这一方向，这才应该是讨论的重点。简单地把讨论放在总体财富分配本身上，可能会有相当的误导性。

　　总的说来，皮凯蒂的书精于选题，细于数据，但疏于理论，粗暴于政策建议。

　　但在此，我特别想强调，一本畅销书的影响往往远远超越学术领域。尽管在学术上，皮凯蒂《21世纪的资本》不一定完全得到同行的认可，但是，非常有可能的是，它将引发一场西方国家政治经济理念的大辩论和大革命。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意识形态遗产，有可能因为一个法国经济学家的畅销书而发生动摇和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