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或欲建十个超级城市

新加坡总统陈庆贤日前与习近平会面，谈及设立第三个国家级合作项目的议题。

BWCHINESE中文网近日报道认为，中国三大城市正在展开“新加坡争夺战” ，这三个中国西部城市分别为，四川、重庆和陕西。

中新两国此前的国家级合作项目苏州工业园区、天津生态城影响巨大，改变了区域格局和发展模式，前者甚至成为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

智谷趋势监测到的数据显示，近段时间多个西部省份与新加坡互动频繁。

在西部地区，四川、重庆和陕西的综合实力最强，成都、重庆和西安也是公认的西部地区三大中心城市。这三个省份都有意争取第三个中新合作园区落地。

苏州工业园区给中国带来了招商引资模式，天津生态城是中国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要尝试，第三个中新国家级合作项目的主题是什么，外界还要拭目以待。

打破城镇化阻碍

随着中国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关系十数亿中国民众福祉的户籍制度改革已经蓄势待发。

《朝鲜日报》报道称,中国进行户籍改革必将进一步促进中国的城市化,同时各种因为户口而带来的差别化待遇问题也将得到缓解。

韩国《亚洲经济》报道认为,中国政府的户籍制度改革将废除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差别,但中国新城市化进程似乎仍有不少困难需要克服。

有韩国专家就认为,如果中国政府想圆满推进城市化进程并实现可持续健康增长,首先要从各种“城市病”的解决开始做起,人口过度集中带来的城市基础设施不足、交通拥堵、城市住宅价格虚高、大气污染、水资源不足等很有可能制约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因此中国应该在做好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确立增加新能源使用、强化大众交通建设等方案和政策。

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撰文称，中国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在制度上严重阻碍了城镇化的自然发展，其中首要的障碍是户籍制度，其本质是限制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

正如有学者所言，“中国经济奇迹的终极因素，就是两个：圈地运动、农民工——如果没有这两条，就无法想象爆炸性的城市化和世界工厂地位。”

这种特殊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牵涉的城镇福利、社会保障和土地利益等，使得捆绑在农业户口上的“农民工”，不得不作为城市的临时公民，“暂住”在自己的国家里，同时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廉价的劳力，默默成为推动中国经济腾飞的垫脚石。

我们更愿意把“新型城镇化”称之为“深度城市化”，即新型城镇化必须回归“人口城镇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关注核心在于关注“半城市化”农民工的市民化：即市民工作生活消费模式、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均等化；土地改革的核心理念在于保障农民合法的土地财产收益权，实现城乡土地同权同价；土地和户籍等制度改革将充分盘活劳动、土地、资本、技术四大要素，实现要素自由流动，从而破解二元结构失衡，推动经济社会转型升级。

过去中国的城镇化主要体现在投资的迅猛增长，但未来的新型城镇化将更多地体现在消费和服务的增加上——即城市发展水平的提升、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社会发展的再平衡。

与此同时，户籍制度改革可以明显缓解劳动力紧张问题，改革将从非农劳动倾向、平均工作时间、以及工作效率提升几个方面拉长人口红利。这一过程在给予现代化生活方式条件下，提供更多人平等的发展机会，逐步消除贫困和两极分化，并培养出一个日益壮大的中产阶层——而这一点至关重要。

大方向城镇化应以大城市为主

根据美国城市地理学家纳瑟姆（1979）总结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演化规律所提炼出的“S”形曲线（即“纳瑟姆曲线”），城市化过程分为起步阶段（城市化率低于30%）——加速阶段（城市化率在30%—70%之间）——成熟阶段（城市化率高于70%）三个不同阶段。

中国改革开放后，伴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城镇化发展取得长足的进步，2011年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1.27%。城镇化率超过50%，表明中国正处于加速阶段的中后期，已进入城镇化发展的关键阶段。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将“中国的城镇化”和“美国的高科技”并称为影响21世纪进程的两件大事。城镇化作为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经济增长的巨大引擎和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现实有效途径，是促进中国持续健康发展的有力保障。

纵观35年来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历程，从人口城镇化层面看，城镇化率不断上升，年均提高近1个百分点，每年有1000万以上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但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从土地城镇化层面看，城镇数量显著增长，城市面积不断扩大，但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

全世界现在超过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是25个，中国才3个，占1/8，而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1/4。中国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群的产值大概只占到了GDP的35%左右，美国和日本三大都市群都占到了60-70%。

对此，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认为，中国的城镇化过程应该优先发展大城市，并不客气地指出目前北京等大城市存在的城市病并不是“大”惹的祸，而是城市管理水平和管理体制的问题。

蔡继明称，对于城镇化的主打方向一直有不同的观点，有主张大的，有主张小的，还有主张中等的，折中的提法是协调发展。但协调发展显然不是同步发展，不可能把660个城市都扩大一倍，然后19000个镇也跟着扩大一倍。这个问题要从国情出发，还要从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来考虑。

世界城市化进程的一般规律都是首先进入大城市，30年来中国农民工进城的路线也是首选大城市，尤其是一线城市，北、上、广、深圳。

当城市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城市人口已经基本上达到70%以上，这时人群又开始向周边小城镇扩展。目前，我们绝大多数城市没有进入这个阶段，所以过分地强调发展小城镇是不对的。除了北京、上海，广州是达到了千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我国660个城市中，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才150多个。所以，我个人认为，至少在40多年内，到2050年，我们的城镇化道路还是应该以大城市为主。

第一，人口越进入大城市，越有利于节约使用土地，同时保证18亿亩耕地的红线不被突破。我也做了一些测算，比如说到2020年人口达到14亿，城市化率60%。我们做了两个不同的测算，结果是，优先发展大城市比优先发展小城镇可以节省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第二，大城市比中小城市更有能力治理污染。东京的空气质量、环境要比北京好得多，但东京的规模比我们大。所以大城市出现污染问题，不是因为大造成的，而是因为管理水平、管理制度还有待于改善。城市越大，环保部门越能够做到产业化。

第三，大城市第二、三产业相对比较发达，能够为进城务工的农民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

第四，强调大城市优先发展，并不等于不要小城镇。大城市发展将带动周边的卫星城、卫星镇发展。

大都市千万人口级应建10个

在蔡继明看来，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虽然出现人口拥挤等城市病，但是城市的承载量还远远不够。

他指出，有人说，北京、上海、广州都太大了，似乎没有发展空间了，然后也不想建更多的超大城市。我觉得这个思路应该突破。全世界现在超过千万人口的大城市是25个，我们中国才3个，占1/8，而我们的人口占世界人口1/4。

北京在这25个城市里面排到第20位，上海排到第10位。上海与东京比，只相当其人口密度的一半。我们现在感觉到拥挤了，感觉到堵了，肯定是管理上的问题。除了北、上、广之外，我们还至少应该有七八个千万人口的大城市。

中国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冀三大都市群的产值大概只占到了GDP的35%左右，美国和日本三大都市群都占到了60-70%。所以，从相对规模上来看，中国的大城市都还有发展的空间。

近年，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即外贸、消费需求和投资中，由于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进出口贸易的增长率大大地下降。所以，我们一直在强调要靠拉动内需来刺激经济的增长。但这些年，消费需求之所以在整个GDP增长中的贡献率偏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大量的人口还集中在农村，而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是没办法和城市居民相提并论。如果一个农村居民进入城市，收入水平相应地提高，他的消费水平一定会提高两倍到三倍。

农村人口进城，不仅其自身的消费水平提高了，而且由于留下来的农民数量减少，也能使务农收入大幅增加。我们现在农民户均土地规模大概都不到十亩，相当于美国的1/400。这么小的土地经营规模，给农民带来的农业纯收入是极其有限的。如果一个农户能有100亩以上的土地经营规模，其收入就可以跟进程务工人员大体相当了。

所以，加快城镇化进程一定是未来30年经济发展的巨大推动力，这也是众多学者和政府都能够达到的一个共识。

中国不要走美国城市化的老路

中国的城市很可能在21世纪成为世界上其他城市发展的风向标，中国大城市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建设让美国城市显得十分落伍。

但中国城市发展必须时刻注意投入的有效性和合理性，政府对于城市发展的投入应该着眼于提高居住于城市里的人们的生活质量。

城市的核心是人，而不是钢筋水泥，基础设施只有在为市民服务时才是有价值的。

中国不要学习美国的城市化，因为美国人口大量居住在空旷的郊区，这是自私的选择，带来的污染、交通浪费等是难以计算的。

如果中国效仿美国的发展方式，能源需求将成倍增加，因为大量使用汽车和大面积居住能源消耗，将加剧世界能源紧张。

通过紧凑的规划实现交通等多功能共存，这才是城市的最佳状态。上海南京路是一个成功案例，居住区、餐馆、店铺和办公区同处一地。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分析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在京发布《中国现代化报告2013——城市现代化研究》。报告对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进行了分析。

报告称，首先，根据城市化率的高低，以及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1950～2010年期间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可以大致分为三种类型：过度城市化、中级城市化和初级城市化。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起步晚和水平低，发展中国家城市化分类标准与发达国家有差别。

过度城市化，2010年前城市化率超过80%，城市化大大超前于工业化，约有1～9个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