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恐怖事件”是当今全球安全的重大挑战，中国也日益受到类似问题的困扰。3月1日，昆明发生严重暴力、恐怖事件，造成29人死亡，143人受伤。残酷的案情引发全球舆论关注及海量的报道和评论。参考近年来全球范围内的相关案例，我们希望能深度探讨：媒体作为社会公器，在“暴力、恐怖事件”的报道上，有哪些问题需要反思？面对如此重大的社会裂痕事件，负责任的媒体应当怎样报道和呈现？

一、过度呈现恐怖、血腥的画面

在行业竞争白热化的当下，“吸引眼球”和“感官刺激”成为了媒体筛选新闻标题、图片和视频的重要标准。但当大量血腥、残忍的画面被第一时间暴露在大众视野中，完全忽视媒体的教育功能和传播影响。媒体过度呈现恐怖血腥，即是充当了愤怒和仇恨的放大器，且有大量的研究证明，过度血腥、恐怖的媒体内容对儿童、老人的健康造成伤害；这些内容也会使部分人群形成较大精神压力，采取模仿或其它极端行为。

在美国波士顿爆炸案报道中，我国部分媒体直接截取了美国网民现场拍摄的画面。在未做任何筛选和技术遮蔽的情况下，以图片集的方式将充斥了断肢、鲜血、尸体的照片在网站上刊出，可谓是完全抛弃伦理底线。

二、在司法判决之前为事件定性

媒体的职责是报道事实真相，而非是“定性、定罪”的司法机构。“暴力、恐怖事件”报道不当，往往会造成社会中不同群体的“裂痕”增大。因此，一旦发生类似事件，媒体报道尤其不能在司法机关确认之前，依据媒体人和大众的“主观常识”来“定性、定罪”。

在过去的新闻报道中，这样的教训非常多。2011年7月22日，挪威发生致死92人的“爆炸、枪击事件”。事发后，《华盛顿邮报》的文章“想当然”的指出“此次袭击和伊斯兰激进组织间存在着直接的关系。”并且指明挪威穆斯林学者穆拉·卡里卡尔和伊斯兰安萨尔组织领袖应承担操控袭击事件的责任。但很快警方逮捕了真正的枪手、挪威籍极右翼分子布雷维克。批评人士认为，《华盛顿邮报》的行为导致挪威穆斯林面临严重的危险和威胁，应该为此道歉。

2014年1月2日，美国广播公司视报道称，旧金山中国总领馆遭遇蓄意纵火，并提及案发后建筑上被发现留下了“西藏人权”的标识，但无法确定该“标识”和纵火案是否有关。然而，在国内媒体的转载中，很多媒体开始用自己的编辑技巧使得使得“纵火”与“藏独”（而非原文提及的“西藏人权”）直接关联。如凤凰网新闻标题为：《旧金山总领馆纵火案嫌犯或为“藏独者”》。观察网的新闻则更进一步，在该条综合新闻中加入一段“2008年3月14日，一群藏独分子在西藏自治区首府拉萨市区的主要路段实施打砸抢烧……。”使得该纵火事件的嫌疑人指向“藏独势力”。但很快，美国警方随后将元凶福建籍犯罪嫌疑人冯严丰逮捕，上述媒体此前的 “定性”则显尴尬。

三、将“暴力、恐怖事件”贴上特定群体标签

媒体应当提升自身业务素质，避免将恐怖主义和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混为一谈，将恐怖分子绑定在特定的民族、地域身份之上。部分媒体很容易迎合社会上一些偏见，就按照坊间流行的不严谨说法给“暴力、恐怖事件”贴上特定人群的标签。如此次昆明事件中，很多媒体的新闻标题多为“幕后黑手是新疆分裂势力”、“新疆暴力分子”、“ 暴恐分子遭维族同胞谴责”等，引起新疆和维吾尔族普通人士的反弹。之后，佟丽娅、王学兵、尼格买提、古力娜扎、麦迪娜等新疆籍明星纷纷在谴责暴力的同时，也向网友为“新疆人”、“维吾尔”正名，并提出，“每个地方、每个民族都免不了害群之马，但绝大多数是平凡的好人。”新华网等媒体随后也重新刊出资助数百各族贫困学子的阿里木江哈力克等优秀维吾尔族人士的故事作为平衡报道。

给某个特定群体戴上“坏标签“的做法，会助长网络上一些极端偏见声音的扩大，很容易形成按照“地方”、“族群”划分“危险分子”的简单粗暴逻辑，使人们对他们产生“隔膜”和“敌视”。有网友发现，昆明事件之后，一些人乘坐地铁时看到两位维族模样的人士，都远远躲开了。显然，已经造成了对特定群体的偏见和恐惧。近日，大理警方就在3月2日"要求维族小伙限期搬离"，之后在网民抗议下，就此向当事人道歉。

3.14事件之后，中央政府就发现了部分地区对特定群体“区别对待”的问题。2008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执行党和国家民族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指出，“在近期维护藏区稳定和加强反恐怖工作中，有少数单位在工作中发生违反民族政策的行为，有的机场在安检保卫工作中以民族作为划分对象，有的出租车、宾馆、商店等出现拒载、拒住、拒卖等侵害少数民族群众正当权益的现象，这些做法伤害了少数民族群众的感情，引起少数民族群众的不满。严重损害民族团结，影响社会稳定，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坚决予以纠正，杜绝类似事情的发生。”

四、负责任的媒体应该注重报道对象的多元

媒体是社会的监督器，不是人云亦云的传声筒，要保持多元的声音。从全球来看，媒体报道“暴力、恐怖事件”往往注重凸显“社会情绪”和“愤怒仇恨”，报道框架缺少多元性。 尤其是有“族群色彩”的“暴力、恐怖事件”，媒体出于成本、时间等因素的考虑，多只采访受害者、政府发言人以及各类“不了解当地实际情况、但又表现出全知全能的时事评论人”，相对缺少对报道所涉及的特定地区、特定群体中本地专家、普通居民的深度采访，使得媒体在该领域报道的声音“单向、扁平、保持政治正确”。

阿拉伯裔美国人学会会长詹姆斯佐格比博士（James Zogby）认为，美国所了解的有关穆斯林的消息，都是通过传播媒介获得的刻板印象，也造成了“传媒定义美国人如何看世界”的情况。《今日的伊斯兰：穆斯林世界导论》一书的作者阿赫美德认为“（美国媒体）将其他82%的穆斯林都描绘成负面的形象，显示出美国人只看到了穆斯林世界的片面。美国社会必须要增加他对穆斯林世界的了解，并与之沟通，媒体也该停止负面且不负责任的报道。”实际上，我们也亟需反省，近年来我们媒体对普通“维吾尔”当地群众的就业生活，及当地宗教、文化发展现实情况的深度报道和关注相对缺乏，需要增大媒介声音的多元性，尤其是来自当地社区意见领袖、普通群众的真实声音。

五、负责任的媒体更该探究“暴力、恐怖事件”的背后成因

媒体不应只给公众最简单、最简陋的答案。突发暴恐事件下的社会舆论多是情绪性的、惯性思维的、简单而为大众简单理解的。因此，因恐惧和愤怒引起的谴责、声讨必成声音的主流。而媒体必须尽量避免为“情绪”所绑架，要做好“社会公器”，保持冷静、反思、探究原因的心态，用专业知识、独立调研思考，发掘表象之下的深层次问题。

“暴力、恐怖事件”的最大意义，在于从中学习的经验和教训，理解“暴恐”的成因、原理，从机制上减少未来发生此类事件的可能性。 因此，负责任的媒体不能止于人云亦云和跟风随影，应该追问几句“为什么？”找到那些没有被发现的答案，寻找更多深层次的问题。

批评人士指出，无论美国反恐战争还是俄国与车臣战争，媒体几乎罕见报道“暴力、恐怖主义”源发地区人们现实生活的困窘和仇恨的“生成环境”，以及这些地区不断升级的反恐行动给当地社群——同样是“无辜者”的当地普通民众带去的恐怖和绝望。因此，不仅报道“暴恐事件”或者 “打击手段”，更着力于报道当地社会生活现实，并着力探讨如何改善当地现实生活，如何建立更加有序的文化、宗教权利保护尊重体系，是负责任的媒体最需要关注的议题。这有助于全球更多国家和地区走出“恐怖-反恐”的恶性循环，更有利于为社会提供更加多面向、多维度的分析方法，缓解和破除阻隔和偏见，讨论社会舆论可能忽视的盲点，消除“暴力、恐怖主义”生长的社会仇恨土壤，弥合社会群体之间的裂痕。

 

过度呈现恐怖、血腥的画面。在美国波士顿爆炸案报道中，部分国内媒体为了争取点击率，在未做任何筛选和技术处理的情况下，直接截取了美国社交网站中网民现场拍摄的大量血腥画面，完全不考虑受众，包含儿童、老人们对血腥内容的观看反应。

在司法机关之前为“事件”定性。2011年，挪威发生导致92人死亡的“爆炸、枪击恐怖事件”。事发后，《华盛顿邮报》“想当然”的指出“此次袭击和伊斯兰激进组织间存在着直接的关系。”但当警方逮捕了凶手、挪威籍极右翼分子布雷维克时，民间人士认为《华盛顿邮报》应为之前的妄断道歉。

将恐怖主义和民族问题混为一谈。在昆明事件中，部分媒体将恐怖分子绑定在特定的民族身份之上，来迎合社会上一些人对特定族群、地域的偏见。事后，公众和知名新疆籍明星纷纷在谴责暴力的同时也为“新疆人”、“维吾尔族”正名。

从全球来看，媒体报道“暴力、恐怖事件”时思路框架偏于单一，注重报道“愤怒、悲伤、仇恨”等“社会应激情绪”，内容框架多为：“事件的结果、死伤人数、杀戮详细经过，血腥场面描摹，定性罪犯，再加上死伤者亲人的痛苦以及各方打击恐怖主义的言论和行动”。批评者指出，（美国媒体）将多数无辜的穆斯林都描绘成负面的形象，只看到了穆斯林世界的片面。

作为负责任的媒体，不应只给公众最简单、最简陋的答案，而应探究“暴力、恐怖事件”的背后成因，为社会提供更加多面向、多维度的分析方法，缓解和破除封闭，阻隔和偏见，尝试探究“暴力、恐怖主义”生长的社会仇恨土壤，寻找弥合社会裂痕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