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六（2月11日），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举办的中国发展论坛上，知名学者与资深政经从业者汇聚一堂，以“十字路口的国度”为主题讨论中国的未来，议题包括中国模式的适用性、经济金融的发展与挑战等。
中国模式的辩论
民主选举是西方政治合法性的基石，然而2016年的种种国际黑天鹅事件，让人看到选民并不总是理性和道德的，由此促发了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替代模式的讨论。
美国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基辛格中美关系研究所主任戴博（Robert Daly）表示，中国作为一党执政、政府介入明显的市场经济体，与西方民主政治形成鲜明对比。然而，虽然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发展方面取得巨大成功，但中国模式仍然未必能够取代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在中国，政府对公民自由和人权的限制、裙带资本主义、贫富差距加大、经济增长放缓等问题都令人担忧。对外，中国无法展示令人信服的软实力；对内，随着中国不断开放，“内外有别”这种将内政与外交分开处理的惯例，今后也将越来越难以维持——中国模式或为“中国陷阱”。国际社会乐意接受中国的支票，但将继续对中国的政治制度保持警惕。即便中国将为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但未必能交换来世界领袖地位，经济发展亦不能保证国内的稳定。
当然，戴博认同中国模式的成功，至少证明了西方民主也不是普适的。同时，在全球化的影响下，无论是“中国模式”还是“美国模式”，因同样绝对注重国家主权，都将面对人才流动、科技创新等趋势的强烈冲击。
北京清华大学哲学系的外籍教授、博导贝淡宁（Daniel A. Bell），则主张将中国“贤能政治（political meritocracy）”的理想，与西方民主政治有效结合起来。他认为，中国实行“贤能政治”，是由国家规模、政治文化、历史国情而定的。他表示，在中国，民主政治更适用基层政府；而高层级的政府需要贤能政治，人才的选拔应当注重政治经验、高度智识能力和社交能力，并将这种组合不断在高层和基层间进行实验。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疆域广阔多元、政府层级众多；另一方面，2500多年来，贤能政治在中国政治文化中一直至关重要。《礼记》中“选贤与能”的描述，在帝制时期就通过科举选士得到某种意义上的实现。
贝淡宁指出，当然，正如民主政治并不完美，贤能政治的理想与现实也存在差距，例如腐败会破坏“贤”这一重要品质，因此反腐工作攸关贤能政治的成败。
至于这种模式能否“出口”，贝淡宁表示，贤能政治更适用于有类似传统的大型非民主国家。中国需要在本国树立起足以激励其他国家的良好模型，并不断分享经验、帮助培训，从而帮助他国建立起支撑贤能政治的相关知识和机制。
经济金融的思考
世界与中国的债务问题在论坛中备受关注。英国金融服务局（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前任主席Adair Turner表示，这个“债务宿醉”中的世界，面临不外乎三个选择：一是持续的低增长、低通涨，导致债务负担并无减缓；二是债务在超低利率下得到削减，但也引发新的债务；三是一笔勾销现有债务，在破产和重组中进行变革，但会带来更多更快的风险。他预测，中国的增长会不断减速、重组将不断推迟，但重组和变革在某一天必将发生。
Adair Turner接着说，在美国，特朗普新政会是一支强劲的速效针，但在中期会带来不小的风险。财政刺激、减少监管、减低税务将提升需求，但会加剧不平等。通过提升关税或企业税等实现的保护主义，也将给全球带来不确定性。
但伦敦政经学院的经济学教授金刻羽表示，不必高估中美贸易战的可能性。中国为苹果等跨国公司提供的增值服务虽然不多，却很关键，如果换回到美国，会导致产品价格大幅上升，反而为中国竞争者带来良机，对美国来说，得不偿失。
芬兰央行转型经济研究所所长Likka Korhonen表示，中国企业、政府和个人税务增长加快，因为提升债务是政府刺激经济、维持高增长的一个工具。虽然中国与同等收入的国家相比债务水平并不算高，但对它相对不成熟的监管系统是一个挑战。香港大学法学院教授Douglas Arner也表示，中国的世界第三大、第二快增长的影子银行、金融市场高速证券化、突飞猛进的电子商务、依赖监管套利的金融科技创业，直到近期才引起监管者的注意。
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在摸爬滚打中实现了高速发展，上岸后正处在十字路口，前路漫漫，道阻且长，但还是要走下去。让我们一起继续观察，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