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五道口地区的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在业内被称为“五道口”

五道口，是北京城西北角的一个地理概念。由于处在从北京北站出发的京包铁路的第五个道口而得名。

这里被北京人赋予了很多含义，比如便宜而新潮的服装店，诱人的各色美食餐馆，再如被堵得一塌糊涂的交通，还有被北大、清华等十几所高校包围的“文化俱乐部”……

但这篇文章要讲的五道口，却是一所带有神秘色彩的专招研究生的学校，在金融界专指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五道口”就是它的代名词，就像人们习惯把中央称为“中南海”一样。

“五道口”有着“中国的金融黄埔军校”和“金融哈佛”的称号。从去年开始，就传出“五道口”将合并至清华的说法。当时，一个帖子在论坛上发布，引来了众人围观。

今年春夏之交，这个传闻随着清华迎来百年校庆而再次被掀起。4月17日，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博客)（微博）在微博上透露，“清华即将迎来百年校庆，央行可谓送了一份大礼，人民银行研究生部将并入清华。”郭田勇也是“五道口”人，曾在“五道口”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

如今，校庆过完了，五道口还是五道口。但是，传闻已经被一点点的证实：似乎消息可靠，只是时间问题。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1983级校友，现任瑞银投资银行中国区副总经理的张化桥（微博），再次证实了这一传闻。“原证监会主席刘鸿儒跟新老同学通过气，(并入清华)这可不再是传闻。这是很快发生的事。”

特殊时代产生的特殊教育机构，归并至一所名校，或许正是一种教育的回归。接下来，如何回归，将成为新话题。

变之惑

王智像往常一样踏进校门，开始一天一成不变的工作。

这个面积不大、只有一座七层教学楼算得上是像样的建筑，外表看来，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但是，因为它是“五道口”，它的这份“普通”反倒成就了一丝神秘。

王智说，“自己在这里做行政很多年了。学校不大，但在业界名声很大。”她的身份一直属于中国人民银行系统内。内心有一种自豪感。

随着“合并”传闻越来越多，王智也赶紧从网上查查最新的报道。对此，王智说不清是什么滋味，“觉得一切很茫然。不知道学校怎么安排我们。”

她跑到一位朋友那里“诉苦”：五道口没有专职的教课老师，合并对老师来说，还不是大问题。但是，我们这些行政人员怎么办？她不希望从央行系统变成清华人，相信同事们也不愿意。一旦变化了身份，福利待遇一定是没有在央行好了。

在他们看来，清华这个牌子，足够大，但是对于五道口而言，并不是“树大好乘凉”。因为，五道口有清华不能代替的优势和能量。

小学校大能量

曾经，这个面积不大的学校，让金融学子向往，因为它独一无二，教学前卫，圈子密切。导师不是央行、证监会的司局长，就是金融实务界的公司董事长、总裁。

在一家私人会所，“五道口人”吴晓天端起茶，张口说到“我师兄也是五道口人……”

如今，吴晓天是一家上市公司的总裁。他曾经在田间地头经历了知青下放，后来考大学，进入银行就业。1990年代初期，考入五道口“镀金”，直接接触到后来的顶头上司江恩理论，也是当初的老师。毕业后便跟着老师干，一路迈进金融前沿，名声风生水起。

他说的那位“师兄”，便是他现在从事的这家上市公司的董事。“师兄”要做一件事，找到师弟加盟，师弟就投奔而来。于是，这家公司就诞生了，上市了。

这样的人脉关系，在这个圈子里比较常见。

吴晓天说，学校留给自己的财富，知识是一方面，更珍贵的是这些圈子。在这个圈子里，“人不多，大家都熟，称兄道弟，互相帮忙嘛。”

吴晓天对《中国周刊》记者说，就他所知，这圈子里“大家一起干事”的人有不少。

他掰着指头数了数，咽下一口茶，再补充几个。圈子里的领头人，便是他们曾经的师长。

在他的描述中，记者眼前浮现一张图：知识、交际、权力、财富中国评论网，在这个不大的圈子里飞来飞去。

李丹，晚吴晓天两年入校。从人民大学毕业后，工作不太如意，而后考进五道口，憧憬为自己“开辟一个新的天地”。

进了五道口，李丹为眼前的一切既头疼又兴奋，“我们的老师都是外聘的，和香港理工大学有合作，全英文教学。就像是在读现在的MBA，那时中国其他高校还没有这样的教学模式。”

她对《中国周刊》记者回忆，银监会和人民银行的官员常来学校开课。刘鸿儒就是中国金融改革发展史的老师。

刘鸿儒，曾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国证监会主席等职务。五道口学校就是他在人民银行任职初期一手创办起来的。

那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高校中的金融教育奇缺，研究生教育更是空白。整个金融界也停留在僵化的思想体系中。培养金融人才成为时代的需要。在刘鸿儒等人的筹备下，1981年，研究生院就在五道口东升公社的一个未启用的卫生院里成立了。

行业内戏称，刘鸿儒把五道口当成了“自己的孩子”。1985、1986年，是探讨金融改革的年份，刘鸿儒常常是白天在国务院开会，晚上到五道口和学生们继续讨论白天的话题。

85届校友王焕斌曾对媒体回忆：“1985年，学校没有电脑，我们的美国老师每天都把前一日的美国股市信息抄在黑板上，让我们进行虚拟炒股演练。两个星期后，我‘输’得一塌糊涂，不过，当时‘股票’是个新鲜词，国内1990年才有了真正的证券交易所。”

李丹读书的目的很明确，“出了学校进金融圈”，她的同学们也大都如此。她记得，全班63个人，最后有70%以上的同学在还没毕业的时候就得到了在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实习的机会。

“最好的一个机会，有个同学得到了加拿大皇家银行总部的实习岗位，直接去了加拿大，我们都很羡慕。”

“我们的导师都是金融机构的在职高管，安排个学生实习或者工作岗位还是不成问题的；另外，当时，外资银行都想进中国，但是找不到切入口，牌照也不开放，他们和国内金融系统搞关系，就把五道口当做一个切入点，和学校搞合作，设置奖学金，或者提供实习岗位。因为他们知道学校就是央行办的，老师也是中国的金融高管，想以此拉近距离吧。”

毕业后，李丹的这种学校优越感更强烈了。

“早些年，找工作的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因为老师都是在职的。同学大部分都在金融界工作。现在，我们同学之间，经常聚会，还保持着比较紧密的关系。同学圈子，也是同行圈子，大家有互相介绍项目之类的。”

辉煌的“老三届”

细细品读五道口就会发现，五道口金融人才的特殊性，在“老三届”身上体现得最明显。

五道口越是往后入学的学生们，越是感慨道氏理论，“无与伦比的时代，无与伦比的挑战和机遇，都被师兄师姐们赶上了。”

老三届，指的是学校最初收的62名学生。1981年成立的五道口，在1982年的3月和9月先后招收了18名和22名学生，他们被称为81级和82级。次年，又招收了22名学生。这些加起来共62名学生，俗称五道口的“老三届”。

老三届的特点是，有闯劲。因为老三届的学生大都经历过知青下放，农活磨炼，誓言要改变命运，闯荡出点名堂来。

在学校期间，这些老三届们就有很多机会接触到最前沿的信息，并且直接参与到当时的改革实践中去。

有媒体曾称这些学生“甚至得以时常进出中南海，就改革的前沿问题跟最高领导层对话”。

因为只是学生身份，后来，时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的刘鸿儒对媒体说，“他们是最活跃的‘掺和者’。”

所以，这些学生一毕业邓小平理论，就成了真正的时代弄潮儿。

在五道口的校友录上，《中国周刊》记者看到了诸多金融大家：81级的吴晓灵(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管局局长)、夏斌（微博）(曾任深圳证券交易所首任总经理，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金琦(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助理、曾任IMF中国执董)；82级的王巍(创办万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现任中国金融博物馆理事长)、万建华(中国银联创始人，被称为“中国VISA之父”)、蔡重直(曾任香港嘉华银行董事会主席兼CEO，现任中信实业集团董事)、83级的张化桥(瑞银投资中国区副总经理)，吴晓勇(任职美国国家金融协会)……

他们，包括他们的师兄弟们创造的历史还有：中国第一家法人股份制银行、中国第一家上市银行、中国第一只基金、中国民间最大信用社、中国第一家柜员制银行……

1985届的学生戴志康，现任上海证大投资集团董事长，他是人大出身，两年后考上五道口深造，继而南下创业。1992年创立中国第一家私募基金——海南富岛基金，成为“中国基金教父”。

他总结他们这批人时说：“我们在创造历史。”

在五道口最辉煌的时期，曾有一位投资行业的人士笑称，五道口人治理着中国一半的基金资产。

荣耀者的尴尬

只是，这种辉煌和优势，在经历了30年繁华后，在一点点消失。

2010年，一位刚刚从五道口毕业的学生，当初也是向往着一座金融教堂而考进五道口的。现在，他在一家小的投资公司工作。学校的威力，似乎没让他十分满足，言语中没有丝毫优越感。

李丹也对《中国周刊》记者坦言，“感觉这种优势红利已经过去了。现在别的学校也都在做了。”

逐渐地，业内有了声音：五道口要变。

这个呼声并不是今年要与清华合并才有人提出。早在去年，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焦瑾璞就曾公开对媒体表示，五道口有自己的困境。

他总结了三点，“一是其他高校金融专业正在蓬勃发展，大有追赶、赶超之势；二是配套不够、底蕴不足，没有配套的相关学科；三是人数少、培养成本高且达不到规模效应。”

他认为，“现在五道口如果不作出改变，保持四五年的国内优势是可以的，但再长则很困难。”

同是五道口人，现任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也在微博中提到：“五道口，在金融界可谓一个响当当的品牌，但在办学条件、师资力量等方面的确难与正规大学相比。”

现任瑞银投资银行中国区副总经理的张化桥也深有同感，他认为五道口与其他高校教学相比，“课程不系统，缺乏规模。长此以往，不可不改”。

李启在中国证券界打拼数年，他并不是五道口的学生，站在旁观者的位置，他向《中国周刊》记者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查一下，五道口在金融理论方面，没有任何拿得出手的学术成果，这对于一所培养金融人才的大学来讲，是很可怕的。”

他认为，五道口目前存在的最大弊端还不是学校本身的教育会有怎样的发展，而是影响了中国金融环境的公平。他说：“这些年，五道口培养了近两千名学生了，现在这些学生大部分都在金融界，而且有的担当着重要职务。这属于近亲繁殖，对中国的金融环境是不利的。”

“美联储绝对不会设置一个自己的学校，近亲培养人。他们招纳人甚至都不会只从一所高校，一个地区，而是跨地域，跨学校，均衡分配，就是避免近亲帮派。”

他对《中国周刊》记者继续举例，“试想一下，央行行长周小川要实行一个什么货币改革，要听身边、业界和下属的意见，结果，身边的人多是五道口出来的，或者是一个老师培养的，而且老师又大都是央行里的领导，那么如何保证这项货币政策的公平性？”

李启也担忧另一种情况：同样是金融学研究生，五道口毕业的学生可能因为有资深的业内导师，比较受重视，能一下做到分行的行长助理，而北大清华的学生可能要从零开始，“这是对高校教育的不公平。”

一位南开大学毕业的学生，如今也在金融界工作。当《中国周刊》记者向他提起五道口时，他的第一反应是，“我们不是一个系统的，完全两回事。”

有一个选择题，记者将它分别抛给不同的受访者。“选择考五道口，当初最看重的是学校的什么资源？教学力量，科研力量，还是大牌的金融机构在职老师等人脉资源？”

答案几乎一致：金融机构在职老师等人脉资源。

这也是李启最担心的。

5月20日，82级的“五道口人”王巍(现任中国金融博物馆常任理事)在自己的微博中写道：“昨天同学聚会才知道，自己居然被‘清华校友’了，这扯不扯 (责任编辑：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