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薇塔·葛韦格导演的《小妇人》剧照。

　　终于，这一次《小妇人》的电影改编把重心搁在这部小说被大多数读者选择性忽略的后半部——姑娘们长大了，生活在她们面前暴露坚硬的质地，最好的时光过去了，好时光只存在于回忆的滤镜下。

　　路易莎·梅·埃尔考特的长篇《小妇人》被公认不属一流的小说，但它的传阅率和被改编成影视作品的频次惊人。对原作的阅读和改编，通常集中于小说的前半部：马奇家的四姐妹在虽不富裕但衣食无忧的环境中度过了童话般的青春期，花容月貌的梅格得到了珍惜她的心上人，小镇文艺女青年乔与富家子劳里青梅竹马，她相信自己将成为声名传世的作家，弹得一手好琴的蓓丝良善宛如天使，心比天高的艾米按部就班地把自己打造成冲破阶层天花板的淑媛。诸多影视版、尤其动画版本的改编，通常始于乔和劳里的相识，结束于父亲九死一生回来的那夜、劳里陪伴在乔左右，小镇女孩的成长故事定格于高光时刻——圣诞节的晚上，父亲活着从战场上回来了，那一刻，姐妹们拥抱着亲情和爱情的圆满，她们还没有被分手、死亡，以及生活中与钱有关的没完没了的困窘所击中。很多少女读者甚至困惑，这个故事为什么要继续下去？

　　葛薇塔·葛韦格导演的这一版《小妇人》回答了这个问题：十几岁时的吉光片羽是记忆里的童话，而成长的烦恼终会被现实揭开冷酷的内核，女性成长的本质是一则爱与黑暗的故事，爱与黑暗是同时在场的，马奇家四姐妹的故事必须继续下去。电影《小妇人》的开场，乔孤身漂泊于纽约，卖文坎坷，为了赚钱要同时打几份工；梅格嫁给爱情的同时也嫁给贫寒，寒酸教书匠的妻子，日常为了家人的衣食不得不锱铢必较，给自己添一条丝绒裙子都成罪过；蓓丝病重垂危，家里没有足够的钱让可怜的女孩得到好的疗养照顾；艾米学了一身琴棋书画的本事，为的是在欧洲社交场上把自己待价而沽，得到老牌豪门未婚继承人的青睐，婚姻不仅是她改变命运的龙门一跳，更是一桩决定她能否赡养娘家的大买卖。

　　金钱，阶层，性别，三个能引爆社交网络的敏感议题瞬间被抛掷在观众面前。

　　在埃尔考特写作的时代，或许她本人也没能意识到，她在虚构马奇姐妹进入“小妇人”的年龄后不断碰壁的黯淡生活时，注入了一个凌驾于时间的痛苦话题：女性的性别困境往往和经济与阶层捆绑在一起，并且，这两者的夹击总是加剧了性别难题。

　　《小妇人》可以看作是一部小说被腰斩成两截，或两部截然不同的小说拼接在一起。葛韦格导演面临的难题是她很难置小说的前半段于不顾，因为这是个极度流行的文本改编成的电影，太多观众在进电影院的那刻期待着看到原作前半部分的经典桥段：乔在舞会上冒失烧坏了裙子却因此意外认识了劳里；梅格放下以美貌换婚姻的虚荣心，情定家庭教师；艾米烧了乔的手稿，姐妹间从反目到和解；还有蓓丝与劳里祖父之间惺惺相惜的忘年友谊。最终，编剧为整部电影设计了一个几乎可说“机巧”的戏剧闭环，让影片始于乔在纽约卖出第一个短篇，结束于她把姐妹往事写成的爆款小说《小妇人》出版。叙事的时间线开始于乔从纽约回到故乡，照顾病危的蓓丝，她的写作成为勾连回忆的暗线，于是倒叙和插叙的部分变得暧昧起来——那些情境和片段，可以是乔的回忆，也可以是她根据回忆虚构的小说情节。在具体的视听处理中，顺叙进展的部分——蓓丝的死，艾米在欧洲社交场与劳里情愫渐生，梅格和母亲支撑一大家子的生活，以及乔和劳里的重逢，是明亮却惨白的自然光下的白日戏和室外戏，而插叙的往事都是温暖柔光下的夜戏或室内戏，回忆与现实，童话与生活，拉开了泾渭分明的界限。

　　乔和劳里的分手，是回忆部分唯一一场发生在白惨惨自然光下的室外白日戏。这也是导演兼编剧的葛韦格对原作发起的勇敢挑战。在小说里，乔和劳里的分手是少年男女之间的糊涂账，傻姑娘乔试图把劳里“让”给病重的妹妹蓓丝，这深深刺伤了劳里的自尊，两人逐渐疏远，劳里陪伴祖父远走欧洲，终于在那里移情艾米。自始至终，作者不曾写下“拆开一对情侣的终极利器不过是阶层”这个惨淡的真相。而在电影里，是乔主动提出分手，她指着劳里家的深宅大院大声说出自己无法做一个女主人也不容于那个世界，更进一步，她质疑婚姻，质疑用婚姻来度量女性的价值，她的征途是那个不许女性进入的“荒野”，为此，她成为姑妈嘴里的“走上歧途的姑娘”。这样的乔，在妹妹死去，目睹姐姐和母亲的拮据，被现实的金钱难题夹击时，片刻脆弱到想要“挽回劳里”，因为浪漫小说里女主角的“大团圆结局”实在是容易的，而这“容易”的诱惑也太大了，即便“大团圆”真相是把自己当作标的物交易出去，是浮士德和梅菲斯特的买卖。

　　葛韦格无法删去马奇姐妹们“糖果般的青春期”，也不能改变原作混杂了理想主义和俗世成功学的结尾：乔虽然嫁了比她年长15岁的不得志的清苦教授，但马奇姑妈去世后留给她的大房子让她获得经济自由，在种种既有情节的约束中，她和扮演乔的西尔莎·罗南仍从“乔”的命运痕迹里找到从原作中突围的路径，借着乔的动摇和倔强，困惑和意志，她们挖开《小妇人》这本小说的岩层和瓦砾，找到了那块具有能量的化石——女性在金钱和阶层的双层夹击中，能摆脱成为交易品的命运吗？

　　只要这个议题仍然被讨论，《小妇人》就还有被重述的价值。（记者 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