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9日，记者来到位于香港夏悫道33号的香港红十字会总部。这是一栋充满英式风格的三层白色小别墅，毗邻的行人天桥，连接着湾仔北部以及金钟的摩天大楼。

尽管是周六，香港红十字会秘书长陈启明仍选择了“加班”。记者一天前向红十字会“传讯及咨询发展部”提出专访请求，未料当天就得到了确认回复。陈启明说，香港红会有10名新闻发言人，对于任何媒体“有关公务的询问”，该会的规定是“不可以不回答”。

陈启明在一楼的“主席办公室”接受了《外滩画报》的采访。这间香港红十字会最“顶级”的办公室，面积只有9.2平方米，一张橙色单人沙发和一张三人沙发已占据大部分空间，其余部分只能勉强塞进一张茶几大小的黑色书桌和一把椅子。陈启明有些尴尬地说：“不好意思，这已经是香港红会（红十字会简称）最大的办公室了。红会会长曾鲍笑薇（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曾荫权的夫人）和红会主席杨铁梁爵士到访，也是坐在这里。有一回，杨主席就坐在这张简陋的书桌上签机票。”

香港红十字会共有董事会及主席委员会成员34人，管理旗下医护服务部、国际赈灾部、特殊教育与康复部、青年及义工事务部、输血服务部和秘书处。每个部门的部长和秘书长陈启明的办公室都是9.2平方米，其他均为开放式办公。

据陈启明介绍，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始建于1964年，由当时一位叫Anne Black的港督太太筹建，一直使用至今。三层楼的总部可以容纳150人，而现在红十字会带薪员工已经超过1500人，大部分在血站工作。“香港红会只是一个普通的民间组织。在香港，甚至还不是一个主流的社会福利机构。”陈启明说。

记者在红十字会总部办公室墙壁上，经常看到一红一蓝两个可爱的卡通小人，蓝色小人的帽子上有个“Q”，而红色小人的胸前有个“M”的标记。陈启明告诉记者，这两个卡通形象是三四个月前董事会开会讨论通过的，代表着“QualityManagement”（优质管理）。

“2008年发生汶川大地震，我们一共收到13亿港币。这笔巨款，是我们不能承受的。”陈启明举例说，对于香港红十字会来说，透明度是保持公信力的重要标准，过去每一个捐款者（匿名投入捐款箱者除外）都能在捐款三星期后，打电话或者发邮件查到捐款走向。但是汶川大地震后，由于香港红十字会面对13亿巨款不堪重负，有些捐款者直到5个月之后才收到红十字会的收据。

从东南亚海啸到汶川大地震，再到日本3•11大地震，港人的人均捐款始终是世界第一。这也让香港红十字会决定做出一个重大改变：“以前，我们一直是以发展服务项目为主。接下来这几年如果世界上没有重大灾难，希望我们可以优化管理，制度的建设、人力的培训、科技系统的提升、科技的自我监控，这些制度要在两三年里建立起来。”

“就拿刘翔和姚明来说，如果他们透支太多，身体承受不了，可能严重到提前退役。而香港红会需要做到可持续性发展，服务量太大必然会导致管理不善。一旦你处在高峰的时候，也正是你开始跌落的时候。”陈启明说。

“我们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管好13亿”

在香港红十字会官网上，可以看到从1999年至2010年的年报，每一份年报均列出筹款报告和财务收支。每份年报均附有“核数报告”，即长达50页左右的全英文专业报表。

以汶川地震赈灾为例，年报显示：2008-2009年度，内地及海外赈灾及发展捐款收入13.48亿港元，其中5•12地震赈灾及重建所收到的捐款13.11亿港币。

在其后的项目说明中可以看到，实际捐出数额为13亿港币。赈灾计划包括地震后前两个月内先后三次派出香港医疗义工队共20人次，赴四川省重灾区服务2000多村民；在四川派发了6280个帐篷和睡袋，8962个家庭包，在甘肃省派发8500箱方便面和22069床棉被。

陈启明回忆说，汶川地震发生后，香港红十字会每天接到4000个捐款电话；红十字会捐款网站点击量每秒钟1000次；每天晚上6点，各路媒体就会打来电话询问当天收款总数。香港红十字会电脑系统一度因负荷过重而瘫痪，他们通宵进行系统升级后，第二天才正常运作。

港人的爱心善款很快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此之前，香港红十字会接受过最多一次爱心善款，是2004年东南亚海啸时的6亿元。

陈启明直言，“善款实在太多了，连我们自己都不相信自己的管理能力。”地震过后两三个星期，香港红十字会请来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常驻总部，帮助进行内部审计。

这种内部审计并非审计红十字会的账目，而是审计他们的内部控制水平。比如地震发生后，普华永道的专业人士发现，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经常背着装满钱的麻袋，从红十字会总部走到附近的银行存款。尽管两个地方很近，但依旧有遭遇抢劫的危险。专业人士询问红十字会每天善款运输的意外保险保额是多少，一听只有50万环保内容，不禁连连摇头：“一麻袋的钱都不止50万，保额才50万，怎么才能保证爱心人士的善款安全？”红十字会立刻听取意见，增加善款的保额。

针对类似东南亚海啸或汶川地震这种特殊大型灾难,“当灾难的严重程度超过当地能力范围时，我们选择自己在灾区建办公室，一起参与重建的图纸设计，一起报价，直接付款给供应商。”

香港红十字会选择供应商，有自己的一套标准。“2000元以上的，要2家报价；5万元以上的中国评论网，要5家报价。我们的标准是：同价则优，同质则平。”

陈启明介绍说，香港红十字会自1991年参与华东水灾救助后，参与内地救灾活动整整20年，已经积累了一个丰富“资料库”，拥有20个值得信赖的供应商。一旦发生类似汶川大地震，这20个供应商供不应求的情况下，他们会采用“临时采购”。“我们在网上找，找到一个，和他联系，请他报价，如果是以前没有合作过的，我们派一个工作人员去他的工厂看看，看他的规模和过去的产品样品。当然，我们不是专家，大米有大米的标准，医疗器材有医疗器材的标准，帐篷有帐篷的标准。我们的工作人员，对于大米的不同标准有一定的理解，医疗器材就要问内地的专家了。”

目前，香港红十字会对于汶川大地震的赈灾工作，已经完成了“紧急救援”、“初步扶持”、和“重建”三个阶段，正在进入最后的“备灾”阶段。据悉，13亿善款共用去9亿，还剩下4亿。

汶川地震发生一个月后甘肃环保公司，香港红十字会公布了初步善款分配预案。其中，行政支出预算占到1.5%。

目前位于四川德阳的“残联、香港红十字会康复与假肢服务中心”的援助项目开展得如火如荼，一共有超过50位带薪员工，此外，位于成都的赈灾办公室仍有5位香港人和5位当地带薪员工。

据《青年参考》报道，四川德阳市主管“残联、香港红十字会康复与假肢服务中心”的陈绍勤在接受访问时透露，该项目当地工作人员的餐费，“最高可报13元”，如果是出差，则“午饭最高25元，住宿每间不得超过260元”，而在重要宴请时，“每个人不可以超过50元”。

“这些善款都是爱心集结而成，我们非常注意节省行政经费。”陈启明告诉记者，2008年香港红十字会实际用于汶川赈灾的行政经费支出，为善款总额的1.6%，跟之前的预算相差无几。

“我们曾拒绝政府的合作邀约”

在香港，有一些民间审计师或团队，会对6600家慈善资助进行“信誉度”排名。其中，最出名的团队是“香港社会服务联会”，简称“社联”（HKCSS）。每隔5年，社联会进行一次民意调查，让香港市民选出可信的慈善团体。最近两次评选，香港红十字会都名列前茅。

陈启明分析说：“我们高度关注自己的公众形象，与任何团体合作，都抱着非常小心的态度。”

他介绍说，香港红十字会不排斥和商界合作，但合作的前提是“不能模糊公众对香港红十字会纯人道的、独立运作的印象。”

由于担心与企业长期合作会让公众产生混淆，香港红十字会目前与企业的合作都是一次性的，常用的合作模式是企业作为赞助机构支持该会的某个活动，或者重大灾害发生时，由企业利用自身商业网络筹款，再将善款交给香港红十字会。

陈启明强调说，红十字会绝不笼统地说一个活动是“合办”的。比如香港一些企业或者“富太太团体”会定期搞一些“义卖会”，“我们对义卖会是相当谨慎的。因为我们不知道他们通过义卖，是把所有善款都捐给我们，还是把善款扣除产品的价值再捐给我们。所以，在这类活动中，我们的身份不可能是合办方，红十字会只会以受惠机构的方式出现。”

事实上，不仅对商业机构，即使面对香港政府的合作邀请，香港红十字会也同样不允许自己的品牌形象和社会定位受到影响——尽管香港政府每年会出资来购买香港红十字会的服务。

几年前，香港政府在全港推广“每个人都是灭罪大师”的公益活动，组织青少年一起参与打击犯罪分子。香港红十字会青少年志愿者共1.5万人,于是香港政府向红十字会抛出橄榄枝，希望其青少年志愿者能参与这次行动，在家附近看到可疑人物，可向当地警察的联络处报告。

陈启明回忆甘肃环境保护，当时香港红十字会进行内部讨论：虽然这是推动青年人社会责任心的好事，但是“灭罪大师”跟红十字会本身的品牌并不符合，不免让人对该会形象产生混淆。红十字会拒绝了此次政府邀约，而有关决定，其后只会了董事会及主席委员会成员，他们亦表示决定合适。

“当年政府很不高兴，但我们红十字的宗旨是救死扶伤，不是打击歹人。所以就不好意思啦！对此政府也没有办法。”陈启明说。

除了商业团体和政府，香港红十字会对普通民间团体的“合作邀约”也设有一定的门槛。前几年，有一批关注艾滋病药品专利权问题的民间团体，呼吁让部分艾滋病药品免专利费，以便用便宜的价格供应给病人。这个目标符合红十字会的宗旨，但经过红十字会调查，发现这个项目的发起组织鱼龙混杂，既有环保团体，也有政治团体和人权组织。最后，经董事会及主席委员会投票表决：红十字会在自己的官网上发表“支持免艾滋病药品专利费”的立场，但不会作为联盟的一分子参与。

“我们觉得，一个品牌的公信力，不仅仅是透明，还要考察它是不是单纯地为了目标而服务。保持作为人道机构的单纯性和独立运作很重要。”陈启明总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