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平桥

李贽故居 编者按 闽南文化作为以中华文化为核心发展出来的地域文化，有着怎样的特质？应该如何解读？“第三届海峡论坛·闽南文化节”即将在泉州举办之际，著名文化学者、泉州师范学院副院长林华东教授在《光明日报》理论版发表题为《闽南文化的双重性特征》的文章，对闽南文化的双重性特征进行深入分析。今日，本报记者专访林华东教授，与广大读者共同破译闽南文化的千年“密码”。 人物名片：林华东，男，泉州师范学院副院长、泉州师范学院二级教授、福建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福建省高校人文社科基地泉州师院闽南文化生态研究中心负责人、《东南学术》编委、福建省第六届社科联委员会委员。 本报记者 吴泽华/采访整理 闽南文化推动两岸同胞的民族认同 记者：林教授您好！目前在学术界，关于“闽南文化”的概念有着多种阐释，作为长期研究闽南文化的学者，您如何解释这一概念？闽南文化研究在当下有着怎样的意义和价值？ 林华东：闽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分支。自汉武帝平闽并徙闽越之民于江淮之后，北方汉人开始一批批南下入闽。他们的先进文化在与当地闽越文化长时间交融磨合中，逐渐形成闽南文化。唐宋以来，特别是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延伸，泉州刺桐港的兴盛，闽南文化也开始随着闽南人的脚步不断向外扩展。发展到近代，闽南文化跨越地区，跨越省界，跨越国界，走向全世界。 若以闽南文化的外在表象特征闽南方言作为分辨标准，闽南文化可以有三个圈，一是闽台文化圈，包括福建闽南地区和台湾大部分地区，这是最具闽南典型特色的文化圈，其方言及精神内涵基本一致；二是潮汕文化圈，方言与文化特征与闽台文化圈基本一致，但稍有区别；三是海南琼文和湛江雷州文化圈，方言与文化特征与前两个文化圈差别较大。其他分布于浙江、江西、江苏、广西以及东南亚地区和世界各地的闽南文化，以方言的差异为区别标志而归属不一。 闽南文化历史积淀丰厚，她的包容性、拓展性、草根性，体现了中原文化、海洋文化、闽越文化和谐融合的多元特征。闽南文化的重乡崇祖、爱拼敢赢、重义求利和山海交融的精神特质，把中华文化演绎到一个极限，成为海峡两岸以及东南亚各地闽南人的鲜活文化个性。 2008年，闽南地区成为我国第一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2009年4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支持福建省加快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的若干意见，把福建推上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未来的福建必将成为两岸经贸合作的紧密区域，两岸文化交流的重要基地，两岸直接往来的综合枢纽。 为此，以闽南文化研究为突破口，加快海峡两岸文化共同体的整体化研究，对海峡西岸经济区建设来说，既是学术上的一种探索，更是对文化建设的一种支撑；既有利于发挥精神层面上的凝聚力，还有助于两岸民众心灵上的沟通；既能更好地推动两岸同胞的民族认同，更是弘扬和丰富中华文化的重要举措。 闽南文化拥有鲜明的双重性 记者：您在论著中提到，在研究“闽南文化的传承与海西社会发展”这一福建省高校服务海西建设重点课题时，发现闽南文化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内陆化、本土化和异域化的复杂历程，最后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双重性，这个双重性有怎样的具体表现？ 林华东：追崇主流和超越传统的有机磨合，铸就了闽南文化对中华文化传承和拓展的四个特质。 双重性特征的表现，第一是一统性和草根性并存。 闽南文化的一统性广西大学，首先表现在祖先记忆上。“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的观念深深融入闽南人的心中。闽南人历来强调自己是中原士族的后裔，十分重视儒家文化的传承和推广，积极举办书院，努力推行文化教育。朱熹曾盛赞泉州：“此地古称佛国，满街都是圣人。”儒家文化的教育和普及，特别是朱熹过化，对闽南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闽南文化对主流文化的传承还突出地表现在语言上。闽南方言相比其他方言，保留了更多的上古汉语语言成分。晋唐以来，北方方言发生较大变化，为了保持与“通语”的一致性，闽南方言既保持历代相传的口语字音（又称白读音），又跟着通语增添直译音（又称文读音），逐渐演化出文白异读。据统计，闽南方言常用字中，40%以上拥有文读音。许多字还具有多个文读音。 闽南文化的草根性，则表现在蔑视正统上。闽南人为了生存，敢于一反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积极从商，开辟海上作业新途径。宋元以来，泉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在对外贸易上长期影响着全世界。要求思想解放的明代泉州进步思想家李贽，就深受海商文化的熏陶。他提出的反传统思想给闽南乃至全国带来了新鲜、活泼的时代气息。闽南文化的草根性还表现为浓厚的乡土情结。闽南人十分重视对区域的本土认同，喜欢标注自己的祖先出处，如“西河衍派”、“九牧流芳”等等；又十分强调现实的传承及对祖上居住地的记忆。他们既重视精神上的远古寄托，又念念不忘现实的摇篮血迹。这种草根性还表现为多元信仰。古代闽越人有信巫尚鬼的习俗。汉人入闽之后，为了生存竞争、甚至因为要冒险犯禁，更是希冀“有求必应”的神灵庇护。因此，除了继承闽越习俗，他们还根据自己心中的意愿，随心所欲地去崇拜各种自然现象。 闽南文化既兼容又排他 记者：闽南文化的兼容性显而易见，但是我们有一种感觉，闽南文化似乎又有种独立性和排他性，您也认为这是闽南文化双重性的重要表现？ 林华东：是的，闽南文化的兼容性和排他性俱在。 闽南文化具有强烈的兼容性。早在宋元时期，闽南重镇泉州就已经向世界开放，近如东南亚、东北亚，远及阿拉伯国家的异国人士，都是泉州的座上客。泉州呈现了“市井十洲人”、“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这种海纳百川的精神有力地推进了闽南社会的发展，使之成为世界瞩目的商业中心。各种宗教也纷纷介入，各自寻找立足之地。例如泉州，不仅有佛寺、道观，还有伊斯兰教清净寺、天主教堂、景教庵庙、印度教寺，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宗教博物馆。闽南方言中的外来成分也显示了文化的多元性。例如，闽南话把肥皂叫“雪文”、手杖叫“洞葛”，就是源于马来亚语的sabon和tongkat；西红柿叫“甘仔得”，源于菲律宾他加禄语kamati；巧克力叫“烛龟蜡”，源于英语chocolate。闽南文化的兼容性，还体现在他们善于与世界各种文化的融合上。闽南人在外经商，足迹遍及全世界。但他们从不像西方殖民者，占人土地，夺人财产中国评论网，强迫他族改变语言、改变信仰。近千年来的历史证明，闽南人的商业交流充分体现了和平互惠的兼容精神和国际化的开放心态。 闽南文化的排他性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封闭性，而是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这主要表现在坚韧不屈的民风上。闽南人崇尚自主，敢于抗争，反对约束，不守规矩；有时还可能缺乏理性、感情用事，争勇好斗。他们会为了某种经济利益产生冲突，发生争端，引发械斗。他们喜欢族群认同、宗亲认同和乡党认同，注重同族、同乡、同郡凝聚，共同经商；会以大姓为王，凭借血缘、地缘形成集团势力。在闽南社会中，普遍存在“卖三文钱土豆都想当头家”的心态，多数人不甘屈居人下当“伙计”；大融合大整合意识较差。 尚义和功利共生 漂泊与回归合一 记者：闽南人上千年开拓进取的历程，似乎也交织着“利”与“义”，“出”与“归”的矛盾，这是否也对闽南文化产生重大影响？ 林华东：在处理“利”与“义”的关系上，闽南文化的双重性特征表现为尚义性和功利性共生。闽南文化的义气观是出了名的。闽南人只要家庭有收入，只要经济获得发展，他们就想做些好事，以此扬名。如铺桥修路，造福一方；修建学堂，重视教化；扶危济困，崇尚慈善；修宫建庙，普济众生。泉州历史上著名的洛阳桥、安平桥，其建设经费就来自商人和广大民众的募捐。上千年来，闽南人的举善仗义，始终如一，闻名遐迩，历久不衰。 闽南文化的另一面是功利性。闽南人富有“爱拼敢赢”的精神气质；尤其是精于从商，善于经济交往，具有很强烈的商品意识。他们敢为人先，讲究“输人不输阵”，以自强不息、拼搏冒险闻名。在明清海禁、西班牙荷兰等侵略者频频入侵我国南海时期，以海为生的闽南人被称为“亦商亦盗”的群体；但他们并不因为自己成为西方殖民者的强敌和朝廷禁海的通缉对象而退缩，顽强地用生命捍卫着祖国的南海。闽南人有勇于离乡背井、开拓异邦的进取精神，有忍受苦难和漂泊的坚韧意志，有敢于用鲜血去换取生存环境的拼命意识，体现了一种积极务实的族群思想。 漂泊性和回归性的合一，也是在长期的历史中形成的闽南文化特质。闽南文化中的漂泊意识，是因经商交流的需要和江河海洋的方便促成的。闽南人既能亦农亦商，又可以随时弃农从商。他们借助海洋优势对外交流，经历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转化，开始从农耕形态转向商业形态。为了拓展生存之道，他们善于海上耕殖，以海为田，善于依靠海运，开展海上贸易。海洋的优势促成闽南人的漂泊扩迁。他们面向东南亚，面向世界，哪里可以发展广西师范大学，哪里可以生存，他们就走向哪里。世界各地，凡是舟楫能到的地方，都会有闽南人的声音和足迹。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有160多个国家有闽南人在做生意。从15世纪开始广西移动，一直到19世纪，闽南人曾主导中国海外贸易长达400年之久。 闽南文化中的回归意识，是对中原农耕文化的一种承袭。中原文化的“安土重迁”思想，在闽南文化中获得新的诠释。闽南人为了生存，能漂泊他方；一旦有所收获，又不忘衣锦还乡、叶落归根。他们虽然不把土地当作唯一生存的保证，但最终仍念念不忘祖家的子息延承。他们身处海外，仍执著地要求子女学闽南话，懂闽南习俗，唱闽南歌曲，不忘血脉渊源。 解密成因：社会多元层叠 经商意识浓厚 记者：您认为，形成闽南文化双重性的原因是什么？ 林华东：闽南文化的这种双重性的形成，是有其历史原因的。我们可以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加以剖析。 其一，客观成因。闽南面山临海的地理环境，是产生闽南文化双重性的客观因素之一。福建远离中原，长期被视为蛮荒之地。北向崇山峻岭阻隔，南向滨临大海，生存环境与中原有很大的不同。边域的地理催生边缘的心态，边缘的心态催生叛逆的心理，叛逆的心理养成有别于中原的生态方式。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使闽南人找到了新的出路。他们在艰难的农耕基础上，多了一条向海要生存的谋生之路。因此，他们把闽南创造成东方古国与世界商品交流的重镇，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核心城市，进一步延伸中华文化的重要基地。 闽南社会多元层叠的复杂构成，也是产生闽南文化双重性的一个客观因素。闽南历史上是古闽人和闽越人的居住地。秦汉时期，北方军兵曾入闽并滞留下来。其人数与原住民相比尚属于少数。汉武帝平闽之后，汉人开始大批入闽。早期入闽汉人除了秦汉时期的军兵后裔，大抵上还可以列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唐高宗时期、唐末五代时期、南宋末期等几个大批次。北方汉人多批次进入闽南，与当地原住民发生大融合。古代越人粗犷剽悍的作风、善于舟船的生活，使得闽南文化更富个性。宋元及以后几个时期，闽南地区的开放，又引来诸多“番人”入住和族群融合（“番人”，当时本地人对阿拉伯等外国人的统称）。这些阿拉伯人的性格，使闽南文化又增添了一层色彩。宋元以来，尤其是明清至民国时期，闽南人闯荡海外，扎根东南亚。他们不忘祖根，保持与家乡联系，把在海外融合了西方市场意识的闽南文化带回来。这种文化的回归也使闽南文化更加丰富多彩。 其二，主观成因。家族和宗亲观念是造成闽南文化双重性的一大原因。历代成批进入闽南的汉人，大多是举族、举乡迁徙。只有依靠完善的家族组织，才能在迁徙过程中、在移入地中获得相互扶助。巩固的血缘关系是保证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因此，闽南人喜欢寻根认祖、讲究血缘；推崇建祠堂、修族谱、重祭祀、认乡族。这种家族观使移居海外的族人不时眷念故土，一有盈利，便想为家乡造福。这种家族观同样会使闽南人因为家族利益而发生冲突，“一个山头一只鹧鸪”，不容他人利益均沾。不仅在大陆，在台湾、在海外亦如是。 浓厚的商品经济意识是闽南文化双重性的另一主观原因。传统的中华文化是不主张从商的，重农抑商是几千年封建社会的主流文化。然而，在“三山六海一分田”的八闽大地上，为了生存，面海的优势、商业交流的可能，使闽南人产生了经商意识。闽南俗谚：“杀头生理有人做，蚀本生理无人做”（“生理”，即“生意”），说的就是这种重商逐利的生意意识。具有全球视域的宋元泉州刺桐港，之所以繁荣昌盛，正是因为经济交流、商业往来催生的。商品经济促成宋元时期泉州社会的开放，培植了闽南文化的兼容性。 （请本专题所配图片作者与编辑联系，以便寄发稿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