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就是在这座小楼里召开的

红军街上红歌团

20位遵义会议与会人员图片

96岁的老红军王道金

中共中央在津秘密印刷厂旧址 红色档案 遵义会议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智取遵义，9日中央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城。中共中央根据黎平政治局会议精神中国评论网，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子尹路黔军师长柏辉章公馆二楼会客室召开。 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陈云、朱德、秦邦宪（博古）,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何克全（凯丰）、邓发。李富春、刘伯承、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邓小平、李德及其翻译伍修权列席会议。与会者共20人。会议围绕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而展开。 陈云同志《(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记载，会议开了三天，作出四条决定：（一）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二）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河北人事考试网，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三）常委中再进行分工；（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和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遵义会议在中央大多数领导人觉悟的基础上，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左”的错误路线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恢复了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在极其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 转折之城话转折 撰文本报记者 张强 摄影本报记者 胡凌云 一栋小楼，廿七平米，万里长征转折地；三个长夜，十二白昼，幼年政党成熟时。 6月14日这一天，雨下得有点密，偏又时断时续，往往会在你走入景点时歇，在你走出屋子时急。 就在这样的雨中，天津日报社庆祝建党90周年青年记者采访团来到遵义，走进遵义会议纪念馆。身边还有不算拥挤但也为数不少的游客，时不时会相互聊上两句，或者共同为某件展品感叹一声。 一、转折之城是如何铸就的 “如果没有这次转折，红军的命运、我们党的命运无法想象。” 1935年1月的遵义，只有3万人。 1935年1月的红一方面军，也只有3万人。被迫从中央苏区开始长征的86000人，突破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之后，终于抵达贵州遵义时，就还有这么多。 这个月的7日，30名换了军服冒充黔军的红军号兵骗开城门登上城楼，赢得了红军在此驻扎12天的机会，吹响了走向转折点的冲锋号。 这个月的15日至17日，在坐落在遵义老城子尹路的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公馆二楼，连续三个长夜，讨论通宵达旦。20名与会者共同书写了一个重要的历史片断。具体的会议过程，如今已很难考证。而柏公馆这间27平方米的会客室，无声地见证了整个过程。可惜的是作为国家一级文物，出于文物保护和游客安全的考虑，这里现在已经不再对游客开放，我们无法置身其中去遥想当年。 当时的遵义之外，还有国民党和地方军阀150个团40多万人的军队，正对红军围追堵截，虎视眈眈。原本想要在遵义建立根据地的想法，在遵义会议上被否定，通过了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在川西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决定。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来两次大转折之一，另外一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党史研究界一致认同的观点。毛泽东曾说，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 于是，才有了四渡赤水、虚指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使红军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挥师北进；才有了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最终的胜利会师。 “遵义会议是四个标志。它标志着我们党从幼年期转向成熟期；标志着我们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自身发展问题；标志着在实际上确立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标志着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开始形成。”党史专家、原遵义市旅游局局长黄先荣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河北科技大学，“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如果没有这次转折，红军的命运、我们党的命运无法想象。” 二、从长征精神到遵义会议精神 “建设国家也是一条‘长征’的路。长征精神需要代代相传。” 王道金，一位从1930年就参加革命的老红军。在遵义医院，记者见到了这位须眉皆白的96岁老人。 “二万五千里长征，我一步也没落。”王老一边打着点滴，一边给我们讲述着自己的故事，思路清晰，语音有力。 王道金老家在江西省兴国县，当年的兴国只有20多万人口，却有5万人参加了红军。经历了中央苏区第二次至第五次反围剿后，王道金随红一方面军强渡湘江、四渡赤水，一路走到延安。 “那时候的确很艰苦。爬雪山时我们大多数人身上只有两层衣服；过草地时我22岁，是个排长河北军事管理高中，还好没像好多人一样拉肚子，不然也很难走。”王老说，“我亲眼见证了解放军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全过程，很自豪啊 (责任编辑：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