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时有年轻的朋友问我：当年你为什么参加地下的共产党？并且用诧异的目光望着我。 1946年，我15岁，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写了一篇作文《L小传》，开头的一句是：清晨，小河上漂着一具青年的浮尸。通篇作文都是写我自己天津天气，只是自杀的结局是虚构的。 当年确实想到自杀。年仅15岁的中学生，为什么想到自杀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我和家人、亲友、同学一起欢呼跳跃，从此不再做亡国奴了。然而，黑暗的现实击破了光明的梦幻。接收大员从天而降，“五子登科”（捞取金子、房子、车子、票子、女子），大官大捞，小官小捞，无官不捞。街头时常可以看到冻饿而死的乞丐，也可以看到和听到灯红酒绿的轻歌曼舞。百姓中间流传：“想中央天津军事交通指挥，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悲观厌世情绪笼罩着我，也没有心思读书。1946年夏天初中毕业考试，总分不及格，没有得到毕业证书。 1946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和表哥张克仁还有他的两位同学王慕曾、张永键散步回来，走到张克仁家门口天津地图，正见到美国兵歪歪扭扭地驾驶吉普车拦截一个女学生，女学生吓哭了……对于“盟军”此类行径，已经司空见惯，但是仍然压抑不住我们青春的怒火，我们买来正规的方格稿纸，严正写下了愤怒的谴责书，郑重地签上我们四人的名字、职业、住址，向《大公报》和《益世报》递送“读者投书”，得到并不热情的接待，“投书”当然也没见报。我们的反抗虽然没有成功，却标志我从消极悲观向积极抗争的转折。 我和当时许多关心国家命运、有正义感的青年学生一样，在对独裁专制、贪污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彻底失望之后，寻找新的希望。 年长我两岁的张克仁、王慕曾，比我早两年加入了地下的共产党。1946年秋季我转学到市立二中，和他们在一个学校了。我们经常到一家专卖进步书刊的知识书店去买书。学习了《新人生观讲话》，初步懂得了人生的意义在于谋取被压迫民众的解放。读了《中国解放区印象记》、《红色中国的挑战》，解放区的民主、自由生活深深吸引了我，开始向往解放区和共产党。 年长我7岁的大表哥张克诚，是1944年在北京大学工学院入党的地下党员。1946年夏秋，他组织了名为《老牛破车》的秘密小团体，举办以时事政治为主题的讨论会、辩论会、演讲会，还编辑内部传阅、自我教育的刊物《老牛破车》。我成为其中的积极分子。 1948年2月，春节刚过的一天，克诚哥悄悄递给我一份《民主青年联盟章程》，问我是不是愿意参加。能够参加推翻国民党黑暗统治的斗争，我当然愿意了。 我接受的第一项任务，就是收抄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新闻广播。从1948年2月到1949年1月天津解放，整整收抄了一年。天天聆听党中央发出的声音，心里已经完全接受共产党的主张：打倒蒋介石，建立民主幸福的新中国。 1948年11月的一天，克诚同志庄严地征求我的入党意见。这正是我向往已久的，便兴奋地按照组织要求写了自传，几天后得知我已被批准。 这时天津战役即将开始，上级布置了迎接天津解放、搜集敌情资料的工作。当时张克诚是地下党天津工委市政银行委员会委员，我帮助他整理国民党政府系统和银行、报社等部门地下同志千方百计搜集到的资料。其中最珍贵的就是张克诚取得的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增建的、最新最完整的《天津城防工事布置图》，为解放天津提供了重要军事情报。张克诚还指导我绘制了天津机关单位位置图。 我同所有地下同志一样，抱着无比忘我的献身精神，满怀激情地投入到迎接天津解放的斗争。地下党的经费发生困难，张克诚夫妇变卖了结婚戒指捐献给党。地下党领导的读者书店经费困难，募集股份（实际是捐献）中国评论网，我的弟弟、表弟不过才十三四岁，也省出零花钱来让我转交。我收抄陕北广播使用的复写纸、拷贝纸当然也是自己掏钱买的。那时每一位地下同志想到的只是奉献，奉献青春，奉献财物，必要时奉献生命，并且在奉献中得到无比的快乐，因为我们心中有个美好的憧憬。 前年，中央电视台《见证·亲历》编导陈庆采访我时，我深情地对她说：解放前的一年地下生活，是我一生中最激情燃烧的岁月！她说：她被感动了！ 题图为2005年1月本文作者在其当年做地下工作的楼房（张克诚家）前留影 作者：李天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