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雄安新区横空出世，引爆中国舆论场，资本市场也掀起概念股连续涨停潮。雄安何以被视为“千年大计”？能否真的成为改革开放史上继深圳、浦东之后的第三个历史坐标？
“千年大计”指什么？
鉴于改革开放迄今只有30多年历史，“千年”无疑是一个极具历史感的时间长度。雄安新区出台如此“霸气”，究竟指向何方？
先看北京的历史。北京作为“大一统中国”的首都始于元朝，1276年被元世祖忽必烈确立为“元大都”。1368年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定都应天府，即今天的南京。 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至北京，此后明朝、清朝均以北京为都城。因此，算起来，北京担当“中国”都城的历史迄今已近“千年”。
尽管历史辉煌，如今的京城却是百病缠身：2015年工作日平均每天堵车约3个小时，远超纽约、东京等国际都市；2016年北京PM2.5年均浓度为73微克/立方米，超过国家标准109%；2016年北京商品住宅成交均价为3.47万元/平方米，较2015年上涨了17.2%。北京房价收入比超过30倍，学区房价格甚至达到令人咋舌的20万/平方米……生活在这样的都城，谈幸福感实在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从历史、文化传承和现实来看，迁都都无必要和可能。给定这一限制条件，“千年都城”北京如何寻求作为首都的“可持续性”，的确是“千年大计”。
深圳与浦东的奇迹
深圳在很短时间内从一个小渔村变为中国的一线城市，的确给人以时空穿越的恍惚感；浦东从“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的乡下变成全球瞩目的国际金融中心，同样是刷新人的想象力。理解是哪些因素成就了深圳和浦东奇迹，对于建设好“雄安新区”至关重要。
深圳的崛起，源于其巨大的势能。尽管深圳发轫于一个渔村，但彼时的中国尚处于“闭关”状态，境内境外落差巨大：1978年习仲勋临危受命出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令他困惑的是，一曲《社会主义好》响遍神州大地，但广东却有那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出逃香港。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不难理解，深圳特区成为巨大经济体面向境外的唯一一个窗口，所裹挟的是全国的能量。一是创业的激情。深圳特区最大的优势是创业自由，吸引了中国最具冒险精神的企业家，任正非、马明哲、王石是最典型的代表，这是一场类似于美国“西部淘金热”的历史性事件。直到今天，深圳仍然是中国最具创新和活力的城市。二是外资的涌入。资本逐利而动，在外商看来，彼时的中国是无比巨大的处女地，商机无限，而毗邻香港的区位优势，赋予了深圳吸引外资的巨大便利。因此，深圳是得天独厚的，所以海南、厦门等后来的经济特区，都难以取得深圳那样的飞跃式发展。
如果说深圳是第一轮改革开放的标志，那么浦东则是第二轮改革开放的聚焦点。第一轮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主要是在思想解放驱动下自下而上的基层创新。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之后不久，邓小平“南巡”，随即1993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顶层设计”，改革步入方向更加明确、更加系统化和深入的新时期。由于市场经济改革方向的明晰，外资特别是欧美跨国公司开始大规模涌入中国。
跨国公司热衷于扎堆上海，是因为上海作为中国经济中心以及“最国际的中国城市”的独特魅力。2013年上海浦东新区在全国首次发布《浦东新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发展蓝皮书》：浦东新区已集聚了202家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其中有60家总部已具有亚太区管理功能），185家研发中心，浦东已成为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在中国最集聚的地区。这也是中国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落户上海的战略考量。天津的滨海新区开发开放同样被确立为国家战略，但时间已是2006年，第二轮改革已接近尾声，因此滨海新区并未取得浦东那么奇迹般的成就。
可见，深圳奇迹、浦东奇迹的背后，是踏准了第一轮、第二轮改革浪潮的节奏，它们引领了改革，改革成就了经济奇迹。
雄安何以雄与安？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进入再平衡。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全面深化改革，其核心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标志着中国启动第三轮改革。
第三轮改革的要义是：通过深水区的全面改革，让创新、消费、城镇化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引擎，取代过去的房地产、出口和投资。
鉴于北京的巨大规模，雄安只要能分得一部分资源，就可以轻松上台阶。根据摩根斯坦利的测算，预计15年后雄安总人口达到540万，累计总投资达2万亿人民币。这将对全国投资增速带来每年0.33个百分点的提振，拉动全国GDP增速0.13至0.19个百分点。在乐观情形下，雄安人口可能在10年内达到670万，累计总投资达2.4万亿，提振每年全国投资增速0.63个百分点。
但是，如果脱离改革这一法宝，只是简单的资源转移，这样的“雄安新区”想象空间有限，甚至可能陷入“曹妃甸式”的困境。曹妃甸当初被寄予的希望不可谓不大，投入近3000亿，但如今与当初的设想相去甚远，掉入泥潭。曹妃甸的最大教训是：重投资，轻改革。曹妃甸希望依靠钢铁、煤炭等大型工业拉动发展，结果反受其累。
笔者以为，雄安目前还是一张白纸，只要从改革之处落笔，美好未来可期。雄安至少可以在以下改革领域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军者，发挥当年深圳、浦东那样的改革效应：
（1）户籍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是推进城镇化的主要障碍之一，原因在于户籍本身与社会福利、教育、购房资格、汽车牌照等挂钩，阻碍了人口这个最重要生产要素的流动。鉴于雄安将吸引大量外来人口，户籍制度能否进行改革探索？
（2）公租房制度：房地产是当今社会最大痛点。雄安新区甫一成立，政府就对房地产交易全面管控，避免重蹈一线城市的房价困局。下一步，雄安能否借鉴新加坡公屋模式，让年轻人和低收入阶层能住得起？
（3）简政放权：如果雄安要摆脱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就应发展创新创业型经济，而简政放权的力度决定创新创业的活跃程度。
（4）PPP：过去几年，尽管财政部、发改委力推PPP（政府－社会资本合作），但效果差强人意。据调查，各地PPP项目的实际签约率不足20%。在一半的开发项目中，所谓的“私营”合作伙伴实际上是国有企业。雄安新区有天量的开发任务，理应摆脱政府和国企“包办”的旧模式，走出社会资本参与的新路子。
（5）摆脱“大城市病”：中国的城镇化棋至中盘，未来仍将有几亿人进城。但是城市却饱受交通、污染等问题困扰。雄安不仅要建设一座“新城”，更要建设宜居的“新型城市”，为中国的城镇化探索新的路径。
中国的雄安机遇
雄安新区，从纾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出发，衔命而生。依托北京，这是雄安的机遇。但对中国而言，雄安何尝不是一次重大机遇？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是决定中国下一个三十年国运的重大改革顶层设计。但此次深水区的改革，迄今为止进展并不顺利，遭遇既得利益阻力。在2017年2月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上，87岁的“改革先生”吴敬琏直言，“全面深化改革方向明确，措施得当。问题是执行上，比较婉转的说，还不够得力。”
改革如何破局？与当年的深圳、浦东一样，雄安存量既得利益很小，是一张可以大书特书的白纸。只有担当起第三轮改革领头羊的角色，雄安才可以成为真正的“千年大计”，方可雄与安。
（注：作者是中国经济学者，著有《下一个十年》等。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