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蔑会招致更多轻蔑，暴力会煽动更多暴力。当有权势者利用地位霸凌他人，我们都是输家。”

前日美国金球奖上，知名影星梅丽尔•斯特里普在接受终身成就奖时，发表了一席动人的谈话。

我一面看一面不自觉地湿了眼眶。看完之后，思考我为何掉泪。

是因为她讲的内容很动人吗？当然是，你听到她对多元文化、对于新闻自由、对于弱势的关怀，当然令人感动。

但再仔细想想，觉得更打动我的，是一个演员、一个人，如此诚恳而睿智地表达自己的信念，而台下大明星们都心有戚戚焉，因为那是他们所相信的价值。

梅丽尔•斯特里普当然不是第一个在颁奖场合表达自己社会理念的演员。我们经常看到西方电影人、音乐人不仅勇敢地表达他们的信念，并且常常是如此深刻地阐述，宛如一个优秀的作家所写下的文字。

更前一天，我看到《纽约时报》讨论过去这一年美国电影中的阶级与种族议题。的确，过去这一年或这几年对美国而言是一个不宁静的震荡时代，而在大众文化中，从最红的歌手如Beyonce到许多电影，都直接或间接地表达对社会的观点，或者幽微地反映了当下的与历史的社会矛盾。

我也不禁在想，两岸三地的华语电影可以被这样讨论吗？这一年的电影如何反思或折射这个时代的困顿与希望？让人尤其感慨的是，香港这几年处于一个极度晃荡与忧郁的状态，但多数的主流电影却彷佛与当下无关。

另一方面，台湾娱乐圈喜欢讲“电影归电影，政治归政治”，全世界这种观念如此根深蒂固的地方恐怕也少有。因为电影（或者其他流行文化）从来不只是娱乐，而有些作品固然关注的是跨地域时空的人性或情感的挣扎，但也总会有部分电影去思考人们在特定社会、特定历史时刻所面对的问题。

如果一个社会的电影创作集体回避社会与政治，如果作为一整年电影文化的高潮的颁奖礼对于某个历史时刻的不安是沉默以对，那只代表这个社会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当然，在中国，如果不拥抱国族主义，不呼应主旋律，恐怕就已经是进步。更不要说，小粉红们还会追打台湾和香港对公共事务关注的明星们。）

但核心关键不是在于这群电影人、明星是不是勇于表达意见，而是在于这个社会的电影界、音乐界、艺术界，是不是有公共介入的强大传统，或者更背后的公民社会基础是否强韧。

在台港，首先是威权的漫长阴影箝制了公共领域和公民传统。香港长期以来是一个去政治化的社会，娱乐产业虽然高度发达，但整个市民社会都不被鼓励参与政治，除了1989年的高潮。过去十年，社会气氛剧烈改变，公民社会昂扬，但旧时代的明星们仍然是来自过去。年轻的电影和音乐创作者更勇于面对他们的时代，所以产生许多新的优秀创作。

台湾从1987年解严至今三十年，但是主流娱乐产业在解严后的很长时间是对公共议题漠然的。这是威权体制对公民社会长期压制的后果，以至于公民意识很难深入到社会的许多层面。直到过去几年，不论是反核运动或太阳花或性别平权运动，有越来越多电影工作者和明星站出来，台湾的流行文化开始出现很大的改变（记得前几年的金马奖，主持人蔡康永开玩笑表示，要找电影导演好像都要去街头找）。

其次的大问题是在于作为公共领域核心机制的媒体。好莱坞明星们如果愿意关心世界的问题，可以轻易读到好的媒体，这些英美主流媒体是他们社会中重要的知识养份。但在华语世界的媒体上，知识与思考的养份是多么稀缺，以至于整个社会的思考能力都还很薄弱。

更重要的是，好莱坞的自由主义传统是建立在一代代的民权和社会运动上，一如Beyonce在这两年的公共发言很大程度上受到新一代黑人民权运动组织Black lives Matter的启发。因此当有人问，为什么华语电影圈没有梅丽尔•斯特里普时，要知道梅丽尔•斯特里普不是一个从天上降下的英雄，她与其他好莱坞巨星的理念与勇气，是建立在那个社会的媒体的厚度，公民社会的传统，还有许多社会运动对体制的冲撞以及理念的启发上。

台湾与香港的文艺界，必须要一步步累积出一个属于自己的公民传统，至于中国大陆，可能还只能继续在伟大“长城”的阴影下拍无关痛痒的大片吧。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