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初《纽约时报》爆料,美国司法部的内部文件显示,特朗普政权正准备对美国大学入学的平权政策(Affirmative Action)进行调查。随着媒体热议司法部此举的动机是为了维持白人权益,司法部发言人解释调查的重点是2015年5月由64个美国亚裔组织联合提出对哈佛大学的诉讼,指责哈佛的入学审核程序形成对亚裔学生不正当的歧视。
这则新闻仿佛为挺特朗普和反对美国大学平权的华人打了鸡血,但是美国司法部难道真的是为了亚裔伸张正义吗?有些评论家认为特朗普政权只是利用亚裔当挡箭牌,就像攻击大学平权政策的人士只是利用了亚裔的平权委屈,却不对亚裔在职场和商界面对的“竹子天花板”采取反制 。
也有民主党倾向的观察家分析,这个调查将由司法部里特朗普上台后、根据政党倾向任命的民权科新工作人员执行,而不是由通常负责涉及大学事务的教育机会科负责,因为前者保守右倾,后者开放左倾,用意是打压教育机会科的“前朝遗民”职业公务员,并借这个机会“肃清异己“,在背后破坏高等教育多元性。
而综合来讲,这则消息振奋了特朗普总统保守的群众基础,抓住了长期的平权怨怼。民主党及民权斗士认为,正值共和党议题在国会停滞不前之际,对平权政策的调查,为白宫提供了对中产阶级和中上阶级白人选民的策略性安抚。
美国高校的种族平权
美国平权运动,直译成“扶持行动”或者“肯定性行动”,又称积极平权、优惠性差别待遇等,是1960年代伴随非洲裔美国人民权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兴起的社会运动,主张在大学招生、政府招标等情况下照顾如少数种族、女性等弱势群体,保障他们不会在教育及工作方面受到歧视及不公平对待。
平权政策允许教育、就业、工程承包和医疗方案考虑少数群体的劣势而给予优待,其中以入学的种族因素考虑最富争议,也引起了“逆向歧视”的指控。
很多亚裔学生认为,他们正是“逆向歧视”的头号受害者。他们最常引用的数据是2009年普林斯顿大学研究员的一项研究发现,在满分为1600分SAT标考中,亚裔学生必须比白人学生高出140分,比拉丁裔学生高出270分,比非洲裔学生高出450分,才能在入学申请过程中平起平坐。
但是普林斯顿研究院在2005年发布的另一个研究发现,没有种族平权措施,精英大学的非洲裔学生的录取率很可能会下降近三分之二,从33.7%下降到12.2%,拉丁裔学生的录取率可能会下降 一半,从26.8%下降到12.9%。
这个报告的作者也强调,废除种族平权后造成的录取率降低,会转化成劣势群体学生申请率和就学率的降低,将会对精英高校学生的种族分布结构造成更尖锐的长期影响。
支持和反对种族平权的人士,都喜欢引用另一个研究的数据,显示消除种族意识的入学政策将会使亚裔学生的入学人数急剧增加。支持平权的人认为这证明了非洲裔和拉丁裔学生需要“保护”,而反对平权的人认为这证明了亚裔学生的入学机会目前在平权措施阴影下受到压抑。
最常被引用的例子是加州理工学院,自从它纯粹采用学习成绩为入学审核标准后,亚裔学生的入学率从1992年的25%上升到2013年的43%。亚裔美国人只占加州人口的15%,却占了加州大学的学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如果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其他学校废除平权之后,亚裔学生在美国大学生的比例将远远超过他们在人口的比例。
所以亚裔的平权之争的关键问题:亚裔是平权政策的受惠者,还是受害者?
2015年美国教育部经过九年的调查,裁定普林斯顿大学的入学招生评选机制,虽然有时考虑种族或国籍等因素,属于合法提倡学生的多样性,并没有歧视亚裔学生。
美国教育部的理由是亚裔学生申请进入普林斯顿的困难,是因为每个人都很难进入普林斯顿。调查报告指出,普林斯顿有如此多的高素质申请者,因此拒绝许多优秀、即便有不完美成绩的申请者,而不太完美的申请学生中也有亚裔。
普林斯顿大学的资料显示,2010年次的本科有17563 名学生申请,录取1792名学生,录取率是10.2%。SAT I拿到满分2400的学生中有超过50%被拒。申请者中有超过6300名SAT的数学成绩达到了750分以上,超过4800名在SAT的字汇部分拿了750分以上的成绩,有5600名申请者的平均学分绩点为4.0(满分)或更高。
美国教育部同意普林斯顿的辩解,不用量化的分界线划分学生:即使某些学生的高中和标准考试成绩不达标,并不意味着申请者自动被排除,招生部门还会根据学生的其他素质和整体实力来考核,其中有些这类的申请者是亚裔。2010年次的录取学生中,有不少亚裔学生的学校成绩和标考成绩,低于没有拿到入学许可的不是亚裔背景的学生。
美国教育部站在普利斯顿一边的立场,震惊了很多反对种族平权的亚裔代表,因为在他们看来,亚裔的超高标考指数和常春藤盟校持平不升的亚裔录取率,似乎是不容动摇的“逆向歧视”铁证!
平权主义分裂美国亚裔的利益
听到美国司法部重新调查亚裔平权歧视的消息,美国亚裔都在派对狂欢,庆祝特朗普为他们喉舌吗?所有美国种族群体中,高校平权政策的去留,在亚裔族群中引起最大的关注,但是也暴露了以往习惯抱团的“亚裔群体”内部出现的严重分裂,尤其以从中国来的新移民,和相对已经融入“亚裔族群意识”的老移民之间的冲突。
新华人移民正处于美国亚裔的分裂线。
我常常和MSNBC华裔主播吕勇诗(Richard Lui;前CNN主播)谈到历来亚裔美国人对于平权的看法。他自从1992年的罗德尼•金在洛杉矶的种族动乱以来,一直关注种族问题,一手报道最近在弗格森、巴尔的摩、纽约、加州各地,和国际上的种族冲突,并致力于提高亚裔在美国社会能见度的各种活动和讨论,在过去15年经常在美国和海外就这些话题发表演说。
我问吕勇诗目前亚裔群体对于平权政策的看法。他说:
“教育平权政策的精神主要为了实现两个目标:一为缺乏教育资源的劣势族群提供教育机会; 二让所有学生在校园更广泛地接触到不同人群和观点。但是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其实在许多情况下,潜在的社会经济指标对达成这些目标更为有关,种族背景却变成主要的关键。
美国亚裔对这个问题主要有两种看法:
头一种观点认为平权政策限制了亚裔学生的数量,跟白人、拉丁裔和非洲裔的学生比较起来,亚洲学生在入学标准考试必须要高出30%至50%才有同样的入学机会。
第二种观点认为,平权政策曾经提高亚裔的大学入学率,让早期的亚裔人口有上大学的机会。但是有人会说,‘即使在早期的移民潮中,亚裔的学习成绩本来就好。’实际上,根据美国亚裔奖学金基金会在2008年的调查结果显示,接近50%的亚裔学生在社区学院学习,这显示了亚裔是‘模范少数族群’的刻板印象并不真切。这个报告显示了亚裔也是平权政策的受惠者。”
我想,亚裔内部利害冲突不但反映了代际的区别,也因为这个群体中的多样性。在亚太裔的群体里,声音很多,但不协调,反映了这个群体的大量原籍国(49个起源国)、语言文化、及教育、经济背景的差异。
2010年美国人口普查显示,美国有1732.1万名亚裔 (包括有亚洲血统的多种族美国人),占美国总人口的5.6%,其中华人居冠(367万人),其次是菲律宾人(341万人)、印度人(318万人)、越南人(173万人)、韩国人(170万人)和日本人(130万人)。根据人口普查局的统计,亚洲裔美国人的总人口从2000年到2010年增长了46%,是美国增长最多的主要种族群体。
美国人口调查局的数据显示,2015年美国华人(不包括台湾)有476万,占全美人口1.2%。因此在传统的政治运作中,自然必须靠着与亚裔抱团才能形成势力。中国新移民的热潮,正好赶上美国亚裔企图摆脱传统不吭声的“模范少数”的刻板印象,但是随着这些社区团体整合资源,他们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尖锐。亚裔学生在标准化测试中有不同的成绩,在选择性入学申请过程中具有不同程度的竞争力。
2015年5月,亚裔教育联盟(核心发起人是中国人)连同其他63个组织,向美国教育和司法部提出了对哈佛的投诉,要求联邦政府调查高校在招生过程中“非法种族歧视”。2016年,亚美教育联盟发起了另一个针对耶鲁和其他两所常春藤盟校的“种族平权歧视”诉讼。
亚裔教育联盟认为,亚裔是大学入学中受到基于种族的平权行动影响最大的种族群体,因为它不公平,造成种族紧张局势。这种平权政策对家境好的非洲裔和拉丁裔学生有利,却牺牲了贫穷或劣势经济条件下的亚裔或白人。“亚裔美国人一般支持种族中立的平权政策作为在大学入学的辅助参考,以帮助实现多元校园,但是必须是以客观评价申请人的社会经济情况为依据,其执行不会显着损害美国的‘贤能政治’,和有效改善弱势社区的教育成果。”
但是,亚美教育联盟所声称的“亚裔美国人”立场真的代表大部分亚太裔的看法吗?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对于反对种族教育平权发言声浪最高的是中国来的“新移民”,有不少有经济能力把孩子送到美国念高中或本科,或是以投资移民的方式来到美国,和老移民的“经济弱势群体”有别,并且背后有着“中国崛起”的语境。他们组织的方式是透过微信,因此美国英语媒体有时候可能会低估他们的影响力。
同时美国的亚裔群体里也有另一个声浪支持种族平权主义,基本上有两类:一类是曾经或现在可以受惠种族平权的群体,另一类是具有多元文化意识的社区运动人士和高校教育者。
去年美国最高法院对“费雪vs德州大学”一案作出的判决,基本上支持德州大学,裁定为了增加校园的多样性,大学可以继续在招生决定过程中考虑种族因素。在该案听审期间,美国亚裔推进正义联盟、美国亚裔法律辩护与教育基金会、和美国亚太律师协会,以“法庭之友”的身份分别提交了三份法庭简报,敦促最高法院支持德州大学的平权政策。
这些简报代表了160多个亚太组织对于高等教育平权政策的立场,涵盖亚太裔社区背景的巨大差异,包括阿拉伯、菲律宾、日本、中国、韩国、南亚、东南亚和太平洋岛民组织。此外,简报还代表了53名高校教授和官员对平权的支持。
美国亚裔推进正义联盟的司法诉讼主任当时说:“为了服务于社区最脆弱的成员,我们组织的范围包括从大型的泛亚全国性组织和专业协会,也有学生和基层组织。明确显示亚太裔绝大多数支持考虑种族因素的招生政策,不会被利用来作为剥夺其他种族群体权利的幌子。”
这些亚裔组织提交的法庭简报指出,在不考虑种族因素的情况下,美国大学无法对申请者进行全面评估。在经过一个世纪的歧视和排斥之后,种族意识的平权方案打开了亚太裔学生的高等教育大门,并继续使许多面临重大教育障碍的亚太裔学生受益匪浅。
对于支持种族平权的亚太组织而言,团结这个族群必须正视美国亚太裔群体中的教育程度差距很大。根据美国人口调查局的数据,苗族(在中国称苗族,越南称为赫蒙族,多数因战争原因来美避难——编注)、柬埔寨、老挝和越南裔美国人的受教育水平,在美国亚太裔中最低,与拉丁裔和非洲裔美国人相似。只有61%的苗族后裔拥有高中文凭,只有12%的老挝后裔毕业于大学。
对于强势的中国新移民来说,可能很难体会亚太裔在美国移民史的经历,或是认同亚太族群内部成员的多元。或许正是因为这种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境,作为第三代华人移民后裔的吕勇诗可以感到两种观点的冲击:
“来自像中国的新移民,正面临这样的多层次的背景。可能对于来自海外的(高校)申请人来说,不能诉诸他们的文化直觉。当我的母亲从中国来时,她非常努力,进入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受惠于平权政策中的一种:‘可承担的学费’。我的父亲上了旧金山州立大学,是他的家庭中少数上过大学的人,也受惠于平权政策中的一种:‘可承担的学费’。学费仍然昂贵,但是这或许是他八个姐妹都没(钱)上大学的代价。”
美国亚太裔内部的观点分歧,在加州的平权运动里最为凸显。加州在1995年废除了公立的加州大学及其九个校区录取学生的平权政策。1996年加州用公投的方式废除了包括教育、就业、政府招标等各方面的平权措施。2014年加州参议会通过一项恢复平权的提案,在关于平权法案的激烈辩论期间,主张恢复平权措施的美国亚太裔组织,很惊讶于中国来的新移民的反对声音。
美国大众看平权
根据2016年七月初盖洛普的民调显示,70%的美国人认为大学应该仅凭学生实力来进行入学审核,而不是考虑申请学生的种族背景。这些调查结果表明,美国人不同意最高法院2016年在“费雪vs德州大学”控诉作出的裁决。法院基本上裁定,为了增加校园的多样性,大学可以继续在招生决定过程中考虑种族因素。
盖洛普此前曾在2003年、2007年和2013年的少数民族权利与民主选举调查中提出同样的问题,结果显示自2003年以来美国大众的观点一直保持稳定。
而在2016年盖洛普 与《高等教育内幕》的合作调查,也提出了一个略有不同的问题,直接关注了“费雪vs德州大学”的最高法院裁决,结果显示65%不赞成,只有31%赞成最高法院的裁决。
以4比3的比例,最高法院的多数法官对“费雪vs德州大学” 一案裁定,如果所有其他扶持策略都失败,那么寻求多元化学生构成的大学,只好在入学时考虑种族因素。即使如此,大学只能使用种族作为入学决定的考虑因素之一。换句话说,美国大学可以合法地采用综合评估的方式,考虑到申请者的学业成绩、地理位置、想学的主修、生命经历、以及种族背景等等。
也正是这种“综合评估”的方式,给予美国大学机动性的余地,因此很难证明一个具有竞争意识的入学政策,是否歧视学生的整个种族群体。
盖洛普的研调也显示,白人、黑人和拉丁裔之间存在差异,仅有22%的白人和29%的拉丁裔支持在大学入学决定中考虑种族因素,相较于44%的黑人表示支持种族平权。然而即便如此,研调报告认为这也显示,超过半数的黑人支持废除种族性的平权主义。
但是,许多引用这个盖洛普民调的文章,忽略了2014年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不同结果:63%的美国人赞同旨在增加大学校园黑人和少数民族学生人数的平权措施,与2003年皮尤民调的结果几乎相同。
皮尤中心同时指出,这些数字反映了种族和党派的鸿沟。虽然大多数(55%)的白人支持大学入学的平权政策,相比之下,84%的非洲裔和80%的拉丁裔表示赞同。 近八成(78%)民主党人和62%的独立人士支持平权,而共和党人有 50%反对种族平权,43%支持。
因此,盖洛普和皮尤这两个调查之间的差距,可能关系到抽样的人群是否真实反映了当前美国社会人口种族的结构。盖洛普和皮尤的研调,都没有分开显示亚裔美国人的看法。
根据美国亚裔推进正义联盟和其他组织在2016年对美国亚裔选民调查中,64%的受访者表示赞成“旨在帮助黑人、妇女和其他少数民族获得更多高等教育的平权措施”,只有25%的受访者表示反对。
中国学生和饼干模子
几乎赞成和反对种族平权的声音,都同意大学校园多元化本身是件好事,而美国最高法院早就认定学生多样性在教育中不容否认的价值,但是对于多样性的定义,以及大学如何追求这种多样性却是富有争议。
《纽约时报》在上周发布最新的研究显示,自从实施平权政策以来的最近35年间(1980-2015),美国大学校园的非洲裔和拉丁裔学生占比,和这些族群在人口中的比例,之间的距离反而更大了。比方说,黑人新生在精英学校的份额自1980年以来几乎没有变化,只占新生全体的6%,但是黑人在美国大学学龄人口中却占了15%。这之间将近10%的差别,比1980年时的7%差距还高。
用1980年为基础线,不论是常春藤盟校,或是加州大学系统,过去35年间亚裔 学生在录取学生中的占比,远超过亚裔在人口中的比例,为所有种族群体之冠。
针对种族的平权政策是否达成校园多样化的目标,吕勇诗认为:“平权措施似乎没有实现其绝对目标,数据显示,许多顶尖学校的在实施平权后变得更不多元。这些数字可能处在一个真空中,因为在实施平权政策的近几十年来,经济差距与教育差距仍然同步,‘毒品战争’和入狱监禁率,在同一时期内飙升。然而问题仍然是:如果没有诸如平权政策的方案,数字会更糟吗?”
吕勇诗认为,美国精英大学在考虑种族平权时,近年来也推动校园的国际化。因此今日大量的申请学生来自中国和印度,如果大学入学考查时把他们“归类”,那他们算是“国际学生”?还是“美国亚裔”? 每所学校的标准不同。
“平权措施遭评的原因之一是,每所学校的实施政策不一致,也就是说,政策是主观、没有规范的。也许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三分之二以上的高校说它们不使用种族作为评估申请学生的指标。”
我想,华人对于种族平权政策之争的热度关注,除了重视教育的传统之外,也反映了近年来中国留学生的激增。根据国际教育研究院(IIE)发布的数据,去年美国高校的国际学生人数增长了7.1%,达到了2015-16学年的100万。中国来的学生数量居冠 (328547) ,占美国所有国际入学人数的31.5%。
根据启德教育的《中国学生低龄留学白皮书》数据显示,2012到2015年之间,出国读本科、高中及以下学历的学生占比增加了17%,由2012年的23%增长到2015年的40%。而4年间出国读本科的学生群体增幅明显,达到11%~14%。
中国赴美低龄留学生的年龄越来越小,2015年赴美中学生数量是2013年的1.5倍。越来越多的小留学生选择在高中、初中甚至小学就走出国门。
这些现象的综合效应,必定造成中国留学生之间申请美国大学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新东方发布的《2016中国留学白皮书》引用了教育部数据显示,近年来中国学生的标准化成绩(如托福、SAT等)逐步飙升,导致申请竞争难度增加,越来越难脱颖而出。
不幸的是,这些好得吓人的标考成绩,只是加强了美国学界历来对东方学生擅长死背强记,却缺乏口语、写作和独立思辨能力的刻板印象。
上周前《华盛顿邮报》驻北京记者约翰•庞夫雷发文指出:美国大学正面临中国学生过多的“危机”,造成教授和其他学生的困扰,因为数以千计的中国学生缺乏教育基础、语言能力、以及接受美国教育所需的关键能力,却充斥了美国校园。许多学生几乎完全靠着他们父母的支付能力,而在美国大学获得了一席之地。
金融风暴后缺钱的美国大学把中国市场当成现金牛,积极向中国招揽学生,比方说明尼苏达大学在 2007年只有150名中国学生,到今年9月份将有近3000名入学,占新生总数的50%。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在2000年只有37名中国来的本科生,今年估计将超过3000名,被戏称为“伊利诺伊中国大学”。大部分的中国学生都是缴全额学费。
庞夫雷还引用了许多读者已经耳熟能详的第三方数据:许多中国学生雇佣枪手代考SAT和托福,90%来自中国的推荐函是假的,70%的自传是由别人代笔,50%的高中成绩单是伪造的。2012年对25000名有兴趣来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进行的调查发现,英语能力实际上在下降,三分之二学生不具备在美国学习的英语能力。
而到了美国学习的中国学生,在校园里只跟其他中国学生混。
当然,庞夫雷文章并没有谈到常春藤盟校的中国学生素质,而反平权的华人可以指责这种延续对中国学生的刻板印象正是造成“逆向歧视”的原因。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学生在美国面临严重的形象问题。另外,支持平权的亚裔人士,包括最近在《纽约客》杂志发文的亚裔哈佛法学院教授,都指出亚裔学生在入学审核中最常被批评的弱点是“缺乏区分性”。
不代表亚裔的反平权组织“公平招生”,目前正透过美国信息自由法要求普林斯顿大学公开最敏感的招生文件,包括个别学生档案和关于学校评估和选择新生班的资料。根据美国媒体BuzzFeed News获得的文件显示,普林斯顿大学招生官员反复写道:亚裔的申请者之间难以区分,经常用的字眼是;“司空见惯的简历”,或是“标准预科型”或“难以突出”。普林斯顿正极力诉讼阻止公开招生的文档,并且辩解亚裔之外的学生也有拿到类似“司空见惯的简历”的评估。
整体而言,考虑种族因素的平权政策,由于标准的多样和模糊,给予美国大学很大的调度空间,一般认为除非经由立法程序,如果仅仅依照法院判例,可能一时很难颠覆。
而反对平权的华人,最常引用“逆向歧视”证据是精准的标考成绩。中国申请学生的不断激增,特别是对于常春藤盟校和其他一线名校的热衷,加上媒体对于中国学渣扎堆涌现美国校园乱象的报道,势必使得优秀的中国学生更难突出。
当中国家长和学生怪罪平权政策之际,为了避免“饼干模子”之讥,恐怕还得问:对标考成绩的强调,和连带的“补习班思维”,似乎在争取一种量化评估的教育方式,是不是越来越像被他们摒弃在后的中国高考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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