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讽刺艺术的扼杀是件需要严肃对待的事。发生在《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的这场恐怖屠杀提醒我们（如果我们需要提醒的话）：“不敬”是自由的命脉。执行这场杀戮的恶魔对欢笑的长矛是如此恐惧，以至于他们只能用枪声代替话语，以求封杀这种欢笑，我认为这是种间接的夸赞。《查理周刊》这样的杂志以无礼的（甚至是放肆的）嘲弄为主业，但他们存在的价值，就在于使我们永远不会想当然地对待“不敬”这份礼物。

     三个多世纪来，自由与欢笑在欧洲传统里一直成双成对，一起被宣称为嘲讽的珍贵权利。讽刺漫画首次作为武器出现，是在天主教徒与新教徒之间残酷而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时期。对新教徒来说，印刷机是对他们眼中罗马教会利用绘画来迫害异教徒和怀疑者的回答。于是他们发明了一种反肖像，将教皇画成虚构的恶魔，而国王成了杀戮执行者。自视为宗教愤怒受害者的荷兰人在17世纪中叶发明了新闻画报。他们的漫画反击战起从流行的历史漫画开始，主题是荷兰人抗击西班牙王室，而阿尔瓦公爵(Duke of Alva)是他们最喜欢描绘的反面人物。随后攻击对象拓宽，新闻画报既被用来抵御“荷兰的自由”所面临的外来威胁，也成了共和国各党派论战的常用武器。

     第一位伟大的现代讽刺漫画艺术家是罗曼•德霍夫(Romeyn de Hooghe)。17世纪末威廉三世(William III)与他的死敌路易十四(Louis XIV)进行一场残酷的战争时，招揽了德霍夫。德霍夫受命创作出大量漫画，将威廉三世与法国国王和其盟友之间的这场战争描绘为自由与宗教专制之间的战斗。讽刺漫画家们再次视自己为引领着骑兵队冲向宗教盲从者们的先锋队。而放手让他们创作符合新教国家利益。

     18世纪，无拘无束的讽刺漫画在宗教战争的坟冢上改头换面，迎来黄金时代。但这一黄金时代之所以能够到来，还有一个原因是（就英国而言尤其如此）：没有哪一种政治势力或机构能够垄断权力。尽管代表权贵的辉格党(Whigs)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主导政府，但它始终没有完全把反对党赶出政治舞台，而且如寡头政治一贯的情况那样，派系出现了，各个派系都诉诸讽刺漫画来戳穿敌对派系的伪装，揭露他们的虚伪，在一片欢笑的讥讽中将位高权重者拉下台。

     于是，以喜剧形式重新解读政治的任务落在了英国人肩上，他们努力不辱使命，在舞台上，在书刊中，他们奉献出了从未被超越的热情。即便是在如今的美国，民主的敌人——除了金钱的毒化以外——仍然是敬畏权势；讽刺电视节目被局限于安全的午夜档围栏中。

     但在那个以漫画为政治攻击武器的伟大时代，没有地方可以让你躲过攻击，没有哪个伟大的机构或人物能够免受喜剧作品的讥讽。英国国教会(Church of England)、卫理公会教徒等非英国国教信徒、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政治要人、以及皇室家庭，都是可攻击的对象。

    讽刺成为了政治的氧气，有了它，才有了咖啡馆和酒馆中生气勃勃的嘲讽，在那些地方，人们每天、每周都在传阅各种讽刺漫画。最伟大的讽刺漫画家詹姆斯•吉尔雷(James Gillray)当年是如此受欢迎，以至于他的出版人汉娜•汉弗莱(Hannah Humphrey)会把他的全套精选作品集出租一个晚上或一个周末，供人们娱乐。一幅幅漫画为人们带来过无数欢乐：从彻夜狂欢中回过神来的大腹便便的威尔士王子(Prince of Wales)；首相威廉•皮特(William Pitt)化身毒蘑菇，插在一坨粪中；夏洛特女王(Queen Charlotte)裸露着下垂的乳房，与首相和大法官保持安全距离。

     吉尔雷只被逮捕过一次，是因为一幅政客们亲吻皇室新生儿屁股的漫画；他从未被投入监狱。无论他如何无礼，伤害从未降临他头上。讽刺的伟大传统在英国一代代流传，然后又传到了美国和欧洲大陆：克鲁克香克(Cruikshank)和杜米埃(Daumier)；《鳄鱼》杂志(Krokodil)、《侦探》杂志(Private Eye)、模仿秀Spitting Image、《鸭鸣报》(Canard Enchainé)、以及《查理周刊》的主办者，都是这种传统的传人。

     本周三，有人试图通过血腥暴力来抹掉我们脸上的笑容。但是，尽管那些自以为替天行道的枪手杀害了讽刺漫画家，但他们永远不可能消灭讽刺艺术本身。恰恰相反，从现在开始，《查理周刊》将成为所有珍爱生命和欢笑、厌恶那种信奉死亡和伪善之邪教的人们的旗帜。因此，为了让逝者不白白死去，我们也应该在眼下血腥、悲痛和愤怒的氛围中提醒自己，仅仅因为那些疯狂的行凶者杀了人，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是小丑。

注：本文作者是英国《金融时报》特约编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