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今年将发生什么？可能性最大的答案是，它将继续增长。正如我在去年此时发表的一篇专栏中所说的，世界经济最令人惊叹的事实是，自上世纪50年代初以来，它每年都保持增长。2017年，世界经济几乎肯定会继续增长，增速可能比2016年更快——正如加文•戴维斯(Gavyn Davies)很有说服力地论证的那样。既然如此，可能出问题的地方有哪些呢？

经济增长这一假设可以说是现代世界的最重要特征。但持续的增长只是较近时期才出现的现象。1900年至1947年间，全球产出萎缩的年份占五分之一。自二战结束以来，诸多政策成就之一就是使经济增长更加稳定。

这部分是因为世界避免了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那样的大错。还因为——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所言——有了对货币体系的主动式管理、在衰退期间维持财政赤字的更大意愿以及政府支出规模相对经济产出的扩大。

推动这一经济增长趋势的是两股强大的力量：世界经济前沿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创新和落后经济体的奋起直追。两者相互关联：前沿经济体的创新越多，落后经济体追赶的空间就越大。中国是过去40年最有力的例证。根据（可能被夸大的）官方数据，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在1978年至2015年间增长了22倍。但由于中国在此轮飞速增长之初是如此贫困，以至于其2015年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实际上，中国人均GDP只有葡萄牙的一半。对中国而言，实现赶超式增长仍然有可能。印度的增长空间更大：其2015年人均GDP仅为美国的十分之一左右。

目前最大的可能性是，世界经济将继续增长。而且，增速超过3%（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可能性极大。自上世纪50年代初以来，世界经济增速很少有低于3%的时候。实际上，自那以来，只有1975年、1981年、1982年和2009年这4个年份的增速低于2%。前3次是中东战事引发的石油价格冲击以及美联储(Fed)反通胀政策的结果。最后一次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的大衰退(Great Recession)。

这也与自1900年以来形势发展相符。破坏世界经济稳定增长的冲击有三种：重大战争；通胀冲击；金融危机。当问及什么可能会对全球经济增长造成巨大下行风险时，我们得评估这种性质的尾部风险。这些风险许多都属于已知的未知数。

多年来，分析人士坚信，量化宽松必然带来恶性通胀。他们错了。但美国庞大的财政刺激，加上要求美联储不要收紧货币政策的压力，可能会在中期导致通胀，随后便是反通胀政策导致的冲击。但特朗普经济学的这一结果不会在2017年出现。

如果我们思考出现全球重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有两种突出可能：欧元区解体与中国爆发危机。虽然两种情形都非危言耸听，但似乎都不大可能出现。维持欧元区的意愿仍然相当强大。中国政府拥有阻止真的发生金融危机所需的种种手段。欧元区和中国无疑存在切实风险，但这些风险并不大。

第三类属于地缘政治风险。去年，我提到了英国退欧和“好斗的无知者在美国大选中胜出”的可能性。这两种情形都发生了。后者将带来何种影响尚不得而知。很容易列举出更多地缘政治风险：欧盟面临的严重政治压力，可能包括马琳•勒庞(Marine Le Pen)当选法国总统以及难民再次大批涌入；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复仇主义；特朗普治下愤愤不平的美国与习近平领导下崛起的中国之间即将出现的摩擦；伊朗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摩擦；沙特皇室可能被推翻；圣战威胁。不要忘记还有核战争风险：只需看看朝鲜的武力炫耀、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悬而未决的冲突和普京造成的威胁。

2016年，政治风险未对经济增长带来多大影响。但今年，政治活动可能影响巨大。其中明显的危险是美中两国间的贸易战，尽管短期经济影响或许比许多人设想的要小——这种影响将在中长期体现出来。世界最具权势的政治人物漠不关心自己说的话是否符合事实——这所造成的影响将是无法预知的。我们只知道，我们都将生活在危险之中。

从长远看，一种重要的可能是，基础经济引擎正失去动力。奋起直追的经济体仍有巨大潜力。但核心国家的经济活力已经下降。一个指标是生产率增长不断放缓。另一个指标是极低的实际利率。特朗普承诺让美国的增长率恢复趋势值。这不大可能，尤其是如果他走贸易保护主义路线的话。但正如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所言，不应过于关注今年会发生什么，而应更多地关注前沿国家的创新步伐是否已经永久性放缓。

乐观的估计是，全球经济今年将增长3%至4%（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更乐观的估计是，新兴经济体，又一次在亚洲的带领下，将继续以比发达经济体更快的速度增长。这样的结果面临巨大的尾部风险。同样有很大可能性的是，最发达经济体的创新速度已经永久性放缓。新年快乐。

译者/隆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