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主任通常带人了在江苏、山东、浙江一带活动，每到一地都会针对性地提出问题。比如到了开发区，问征地手续问题，到了企业问环境保护问题，到了乡镇政府问农民负担问题，问题不在多，重在有力度，至于怎么写报道那就要看情况了，给钱稿子就不登报。

　　记者问这是哪家媒体的派出机构，蔡先生说究竟属于哪一家，最好由你们自己查证。记者上网一看，发现蔡先生说的那个招聘启示还在网上，启示上只说是国家正规报纸，却没说是哪一家。随后便以求职者的身份发去了一封电子邮件，结果第二天便接到了速来面试的通知。来到连云港才发现，招聘启事上所谓的国家正规报纸驻连云港工作站就在这样一个普通的居民楼里，四周没有悬挂任何单位标识。

　　李德勇自称是这里的负责人，记者与他一见面就接受了他的面试。只简单几句话就通过了，记者问李主任，这到底是哪一家媒体？李主任说有《经济与法》、《中国新农村》、《农村青年》。

　　这个号称多家国家级报社的综合记者站，不过就是小小一套单元房，屋内没见什么工作人员，只是屋外停着两辆摆着新闻采访标志牌的汽车。李主任说因为工作频率很快，没时间专门搞入站培训，但是有几点必须要注意：你是国家新闻记者，不是个体户，衣着上要正规；让你出去采访就采访，需要你写的时候就写，不需要你写的时候就当随从人员。

　　第二天天还没亮，记者就接到了李主任的电话：集合，随队出发，目标苏南某开发区，没想到这么快就上路了，去的路上李主任向记者透了一点底。

　　原来这次要去的是一家民营的钢铁企业，征地手续有可能不全，上个月已经对他们进行了采访，今天是去收尾。既然采访完了还要收什么尾呢？4小时后目的地到了，两位企业老板模样的人迎过来了，记者以为会直奔企业采访，可双方却寒喧着进了一家酒楼。

　　饭桌上李主任只字未提采访的事，倒是天南地北地侃了起来，还时不时夹杂讲一些意味深长的话，暗示对方拿钱。用餐完毕老板也是心知肚明，借口说有私事要和主任谈，示意记者和司机回避一下。可两个人在门外没等几分钟李主任就出来了，他和司机交代了几句转身下了楼，记者向司机打听李主任是什么意思？

　　原来这收尾就是收钱的意思，李主任要3万，对方只答应给1万，而李主任交代给司机的任务就是再去侃价。司机对让他去侃价还有些不大乐意，见下属有一些畏难情绪，李主任又过来进行了一番鼓励。司机只好进了包间，几分钟后记者借故也进了包间，只见双方正谈到了结骨眼上。

　　此时李主任在楼下正通过电话与什么人交换着信息，他得知上次有媒体来这家企业一举拿走了8万，这一次他的目标起码是2万。

　　记者和李主任坐在车里等着司机，看得出这位主任有点急，不停地开关车门，终于他忍不住拿出手机给屋内的司机做起了场外指导，直到对方答应支付 15000元，15000这个数虽然没有达到预期，但也不枉此行，因此他决定收兵。在返回连云港的途中，记者问他当时为什么一定要让司机去谈钱呢。他说报社规定新闻记者管采访，不能拿现金，经营工作人员管经营，可以拿。

　　看来李主任把采访当成了一种生意来经营，而经营又以采访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得手了他就躲在屋里数钱，事儿发了那就以所谓的“新闻记者管采访、工作人员管经营”之类的说辞来搪塞。这也就是李主任大量招聘外来人员的一个用意:替他要钱。其实记者在这里一直都挺奇怪，干这种事不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吗？怎么每次出去少则二三个，多则四五个人呢？还是知情人道出其中的奥秘，这也是李主任不断招聘新人的第二个用意：让新人陪着他去，按人头算可以多拿钱，但敲诈来的钱却都落进了李主任一个人的腰包。

　　从苏南回来没几天，李主任又叫上记者，连同他的儿子和司机一行四人又要外出采访，这一次没有明确的任务。

　　车子驶出连云港没多长时间，就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李主任示意司机，在前方某乡镇的政府大院停车。他对镇上的工作人员说自己是报社的，当地农民反映占地问题比较多，所以过来看看。

　　工作人员表示，镇领导下乡去了，已经通知他正在往回赶，大概过了20分钟，一位副镇长急匆匆的赶了回来。先是安排吃午饭，吃完饭又向李主任要车钥匙，李主任心领神会，照着做了。走出餐厅时两名工作人员正将四个纸箱装上车，平均正好一人一箱，李主任下令开车。而车刚刚开出镇子他便命令停车，原来李主任急不可待地要搞清楚纸箱里装的是什么东西，看完之后他显然有些失望。

　　原来四个纸箱里全部是当地产的白酒，也值不了多少钱，可即便是这样李主任还是让人把酒全部搬回他自己家，其余三个人也就顶了个名。

　　记者在这位李主任身边观察多日，发现李德勇不仅自己出去敛财，还指挥其他人出去敛财。有一次李德勇派前妻的侄子小刘跑了趟山东，指派记者也一同前往。小刘的笔记本上是李德勇写的采访指南，按照这份采访指南的安排，这次山东之行的第一站是一家食品厂。进入厂子之前，按照李德勇的指示，小刘先在厂区周围拍了些照片，厂办的刘主任出来接待，小刘说老百姓反映这里有乱排污的情况。

　　刘主任见对方说起环保的事，并不紧张，反而打断小刘的话，看样子这位刘主任此前接待过不少像小刘这样的记者。接下来的事刘主任似乎更加轻车熟路，二话没说直接打电话让助手送来了1000元钱让小刘收下。小刘说每个人一千，最少三千。

　　双方一时僵持不下，这时李德勇的侄子拿出手机向李德勇请示，得到的答复是3000，不成就2000。

　　刘主任只答应再加500元，见实在诈不出更多，小刘只好拿着1500元离开了食品厂，所谓农民反映的排污问题再也没提。第二天他们又来到一家正在建设的汽车城，李德勇的侄子故伎重演，拍完照片便找到管理部门，又是一番讨价还价后，拿走了3000元。尽管比上一家拿得多，但小刘还觉得不满意，他埋怨记者配合不到位，否则会拿得更多。

　　就这样，拿着李德勇事先列好的单位、地址、行车路线以及要提的问题，几个人一家一家转，一家一家的要，中间还不时满嘴脏话地向李德勇抱怨。

　　记者问李德勇的侄子，这样起劲地折腾一定不少挣钱吧？他却说其实要来的钱并不全归他自己，他还得拿出不少给李德勇做信息费。

　　采访，本该挖掘事件真相，可是在这位李主任那儿，采访却成了获利丰厚的买卖。记者的身份则成了他招摇撞骗的工具。那么，这位李主任的所谓记者站背后还有什么秘密？焦点访谈继续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