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老龄化，是一个全国都在不断逼近的现实
联合国规定，当一个国家或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占总人口比例超过7%时，这个国家或地区就进入了老龄化；比例达到14%即进入深度老龄化；20%则进入超老龄化。而资料显示，截至2017年末，辽宁省户籍总人口为4232.57万人，65周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608.17万人、占总人口14.37%。这意味着，辽宁省已经是深度老龄化社会。
辽宁老龄化严重，与其自身的一些因素有关。比如新生儿出生率低，人口流失严重。数据显示，2017年，辽宁常住人口比上年减少了8.9万人，其中很大一部分属于青壮年劳动力。
不过，老龄化是全世界的趋势，而中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所以，不只有辽宁老人多，整个中国的老人都多。根据数据，2014年底，中国的老人达2.12亿，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老人破2亿的国家。按照专家预测，大约再过20年左右，中国老人将突破3.5亿。中国65岁及以上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在2015年达到10%，并将继续提高到2030年的18%，2050年的33%。
持类似观点的学者有很多，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董克用也认为，2030年前后，我国将整体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很多人还无法想象“深度老龄化”究竟意味着什么
深度老龄化究竟意味着什么？很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是难以体会的。
拿上海这个全中国“最深度”老龄化城市来吧——截至2015年底，上海60周岁及以上的户籍老年人口达到436万人，占全市户籍人口的比重为30.2%（这里暂且不用65岁作为老人标准，而是用大家更习惯的60岁）。三成以上的人口为老人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呢？首先是老人照顾老人成为常态。比如上海徐汇区湖南街道东湖居民区，这是一个60岁及以上的老龄人口占人口总数39.5%；80岁及以上老人，占老龄人口23.4%，占总人口9.3%的超老龄化社区。其中“年轻”的老人结成了组织“金邻居”——60至70岁左右的老人作为志愿者，帮助社区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换句话说，就是还能动弹的老人给不能动弹的老人予以帮助。要知道，60岁本来应该是退休享福的年龄，与儿孙相伴享天伦之乐的年龄，结果这个岁数还要照顾更老的人，这不是人们希望这样的，而是迫于无奈才这样的。
深度老龄化，还意味着很多原本比较少见的老年人失能症状，变得愈发普遍。比如认知症。这是一种会让人丧失记忆力的疾病，年纪大了就容易出现，比如一名日本人在五十多岁的时候被诊断出了认知症，他会突然记不清自己更衣室的四位数号码牌。因为记忆力减弱，作为销售代表的他，曾在准备工作报告展示时，脑中一片空白。作为超龄化国家的代表日本，认知症日益成为严重的问题，根据日本卫生部的数据统计，目前已有460万人患有某种形式的认知症，预计到2025年，总人数将会增加到约730万人，占65岁以上人口的五分之一。而应对认知症，需要采取一系列综合措施，包括培养专业的医护人员、研发新型药物、定期上门拜访以及对家庭照护者的支持，等等。
这些深度老龄化的现象对社会必然会产生以前难以想象的负担。
面对深度老龄化，必须要完善养老设施
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眼看着一天天增高，且不谈“认知症”这种在日本才比较受重视的疾病，在我们国家，一些比较基本的配套养老机制和设施并没有及时跟上。比如，我国仍然缺少足够的社区养老机构。目前，很多发达国家都有社区养老的趋势，我国很多老年人也希望在家里或社区里被照料。 一项调查显示，就近养老是被访老年人的普遍意愿。被访老年人中，有66.13%的老人希望在家里接受照料，有3.13%的老人愿意白天在社区、晚上回家；仅有8.82%的老人表示希望在养老机构接受照料护理服务。
然而，资料显示，我国目前的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只有大约2.6万个，仅能覆盖4%左右的城乡社区。绝大多数老年人并没有享受到社区养老服务。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居家养老的老年人占全部老年人的96%，机构养老得占3%，社区养老仅为1%。
社区养老遥不可及，普通的养老院也不够给力。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我国各类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14万个，各类养老床位合计730.2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31.6张，与发达国家50—70张的标准存在较大差距。
数量上不去，质量也不行。据报道，在一些养老机构中，护理人员不够用。民革上海市委的调研显示，按一位护理人员平均照顾五位老人的标准，上海在2020年应该有不少于21万的护理人员，但现在上海仅有4万名机构护理人员，缺口相当大。这还是在经济相对发达的上海。另有资料显示，全国养老机构护理人员数量不足100万，其中，经过专业训练、持证上岗的护理人员不足10%。然而，如果按照国际公认的“3名失能老人配备1名护理人员”的标准计算，我国目前应该要有大约1000多万名养老护理人员才够用。
以上的讨论，还都是建立在“老人们都住得起养老院”的基础上，而事实上，很多养老院的收费过高，即使是普通的私营养老院，也动辄一个月几千块钱一个人，很多老人往往难以承受。
想要“很老的时候有所依”，就得在“有点老的时候有所为”
正如上文所说，很多老人在给自己养老的时候囊中羞涩。老人的收入，有很大一部分来自养老金。而养老金的本质，是中青年人把钱交给老年人花。但是，在老龄化趋势下，分钱花的老年人越来越多，交钱的年轻人数量有限。所以，如果在总的分配制度不变的情况下，仅仅指望养老金，可能很难让老年人变得比以前更富裕。
对此，一些国家的解决方法是鼓励老人在还比较健康的时候“有所为”，赚取一部分收入，来提高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比如，韩国的法定退休年龄是60岁，而实际上，人们平均工作到71岁才会真正休息。据报道，在韩国，有420万老人仍在工作。
此外，一些国家还会通过降低成人年龄等方式，延长年轻人的缴费年限，以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老龄化带来的资金失衡。比如日本就将法定成人年龄从21岁下调到了18岁。
然而，这类政策可能会激起社会“厌老”、“弃老”的情绪。作家五木宽之在《新老人的思想》中也谈到：“日本65岁以上的老年阶级的养老金和社会保障等，都要靠年轻人阶级来负担。为此，年轻人阶级容易将老年阶级看成是对自己进行压迫的集团”。据报道，在老龄化程度更加严重的日本，已经开始出现越来越多伤害老人的事件。据厚生劳动省统计，日本养老院员工虐待老人的案件数量自2006年开始以来连续九年持续增加，2015年日本各地政府共认定408件虐待案，受害人数多达778人，为历史最高。
为了避免这类情绪的蔓延，政府还是应当针对深度老龄化的趋势，及时地加大养老财政投入，不能让年轻人承担过重的养老金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