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飘飘

　　“共和国长子”一汽创业佳话

　　吉林省长春市是全球知名的“汽车城”，有着“共和国长子”之称的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总部就坐落于此。红旗、解放等民族品牌和奥迪、大众等合资品牌均在此设厂。每天，下线的汽车源源不断从长春驶向全球。

　　位于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东风大街的“第一汽车制造厂一号门”，是一汽70年前隆重建厂奠基的地方。1953年7月15日，令人心潮澎湃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奠基典礼在此举行，开启了新中国发展汽车工业的第一步。

　　70年风雨沧桑，70年砥砺奋进，70年自立自强。一汽70年产业报国、汽车强国的奋斗历史，也是新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历史缩影，激励着人们锚定“自主掌控关键核心技术、树立民族汽车品牌、打造世界一流企业”目标，走出新时代汽车强国之路。

　　集中力量建一汽，人才北上聚长春

　　新中国成立之初，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需要大量的汽车。这让“中国人何时能开上自己制造的汽车”成为时代之问。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把建设一座现代化汽车制造厂提上重要议事日程。

　　1950年，毛泽东主席访苏期间，双方商定，由苏联援助中国建设第一个载重汽车厂。同年4月，重工业部成立汽车工业筹备组，开始了紧张筹建工作。在大量调查研究和反复比较基础上，中央财经委员会批准第一汽车制造厂在吉林省长春市兴建。

　　1953年，毛主席签发《中共中央关于力争三年建设长春汽车厂的指示》，责成各有关部门对长春汽车厂的建设予以最大的支持，力争三年建成。建设汽车制造厂还作为我国首批重点工程被列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年轻的共和国，通过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培育出一汽这个“共和国长子”。

　　一汽建设，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在党中央的号召和直接指挥下，中组部抽调厅局级干部150余人赶赴一汽，东北局也抽调529名机关干部到一汽工作，北京、上海、天津等地一大批高技术工人奔赴长春，仅上海市私企和公私合营企业支援一汽的技术工人就有近千名。此外，来自清华大学、上海交大等高校的毕业生和归国留学生也北上到一汽报到。

　　就连小学生也加入了支援一汽的行列。江苏省江宁小学来信说：我们利用课余时间到外面搜集废铜、废铁、破布、烂棉花、玻璃和废纸等东西，把这些东西卖给合作社，得了五万零三百多元（旧币），这点钱由中国少年报转给你们。我们想，钱虽然少，但也算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大厦上加了一块砖瓦。

　　一汽建设最繁忙的时候，每天有两三百个车皮满载着各种材料和设备，源源不断送到建设工地。长春市主动靠前服务，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支持建设一汽。长春市第一届党代会确定了“主动积极、尽先办理、只许办好、不许办坏”的支援方针，市政建设费用1954年的95%和1955年的84%用于一汽，机关干部等3万余人参加了建设一汽的义务劳动。

　　汽车工业专业性很强，光靠蛮干是不行的。在火热的建设现场，“不耻下问、不会就学”成为风气。1954年起，一汽掀起了摘掉“白帽子”学习运动，专门设立了一个领导干部业余进修班，配备了包括苏联专家在内的很多教师，先后有100多名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加学习。

　　通过学习，学员们不仅初步掌握了汽车制造的基础知识，还学会了操作机床、干钳工活，许多女学员都学会了驾驶汽车。这批从党政军各条战线调来的处级以上干部，逐步摘掉了“白帽子”，进而提升了一汽管理者的整体素质。

　　当着厂长找厂长，无私奉献敢担当

　　1952年4月，时任中央重工业部汽车工业筹备组主任的郭力被任命为长春汽车厂（后正式命名为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

　　一汽是从原野上起步的，一切都是新的。创业初期，这里“一无人力、二无阵地、三无经验”，郭力求贤若渴，大量“招兵买马”，付出了艰辛努力。

　　正当大家在郭力的带领下热火朝天地筹建汽车厂时，他却有了“让贤”的想法。

　　这是为何？郭力曾告诉老战友，他想请一位熟悉东北情况的人当厂长，自己当副手。“中央决定汽车厂要三年建成投产，如能有一位熟悉东北情况，资格老一点、能力更强、位置更高的同志来当厂长，会更有利于调动各地力量支持一汽建设。”

　　为了把厂长“让出去”，郭力多次赴北京、沈阳，向党中央、东北局请调厂长。1953年初，郭力终于盼来了接替他的饶斌，自己“降职”为第一副厂长兼总工程师。

　　团结就是力量。饶斌抓基本建设，郭力抓生产准备；饶斌大刀阔斧、雷厉风行，郭力踏踏实实、认真细致，两人配合默契，圆满完成三年建成投产的任务。“当着厂长找厂长”的故事，也成了新中国汽车工业创业史上一段广为流传的佳话。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榜样的作用是无穷的，饶斌和郭力团结共事的故事，激励了一大批来自五湖四海的干部。正是班子团结，领导无私奉献敢担当，在党员干部和全体工人的努力下，在全国各地的支援下，创业者们战天斗地。短短三年，一座现代化大型汽车厂拔地而起。

　　荒原建厂放手干，办法总比困难多

　　1953年的冬天，是一汽的第一个冬季施工期。住在四壁透风的建筑工棚，一汽建设者们作业时，头顶雪天，脚踏冻土，爬上30多米高空绑扎钢筋，浇筑混凝土。有的人手被冻裂出一条条大口子，用胶布缠起来继续干。

　　当时，很多设计师住的房子很简陋，没有地板，地面潮湿，箱子放在地上会发霉。夏天还好，冬天还得生火。“生活虽然艰苦，但我们都专注工作。”第一汽车制造厂原总设计师刘经传回忆说。

　　1954年下半年开始，一座座高大厂房陆续拔地而起，土建工作逐步由室外转入室内。为了在20多万平方米的封闭厂房里开展规模更大的冬季施工，苏联专家基列夫提出用火车头取暖。

　　用火车头取暖？能行吗？安全吗？建设者们反复研究后认为可行。于是，铁道部专门从全国各地调来了8个蒸汽机火车头供一汽建设使用。

　　为配合火车头“取暖”，工地重新设计了管道系统，对蒸汽机车进行了改装，滚烫的蒸汽源源不断输送到施工现场。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付于武说，火车头变身超大暖风机，工人们一边往地上喷蒸汽，一边用草帘子盖住，厂长带着职工日以继夜地干，手抬肩扛地在黑土地上建起了一汽。

　　乘东风展红旗，激情燃烧心向党

　　1956年7月14日，第一批12辆解放牌汽车在雷鸣般的掌声中下线。一汽中央大道成为欢乐的海洋，许多人抚摸刻着中国字的国产汽车，无比自豪和喜悦。

　　“记得当时52岁的老司机马国范带着由12辆汽车组成的车队游行庆祝。汽车刚出工厂，就被人们围了个里三层、外三层，大家争着喊着要坐车，车厢里站满了人，脚踏板上也站上了人，前保险杠上、汽车翼子板上都坐上了人，都把胸膛挺得溜直，要多神气有多神气。五彩缤纷的纸花漫天飞舞，有很多人手里没有纸花，就拿着高粱、苞米、谷子往车上抛。”报道过解放牌汽车下线的新华社记者讲述起当时的情景仍然激动无比。

　　解放牌汽车问世后，迅速成为中国城乡交通和公路运输的主力军，它给几代人留下了深刻的记忆。随后，一汽又于1958年先后研制出新中国第一辆东风牌小轿车和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

　　回望65年前的夏日，在“乘东风、展红旗，造出高级轿车去见毛主席”的口号鼓舞下，一汽全厂动手打破常规，采取“赶庙会”的方法，在厂区张榜招贤，大院里摆放的红旗轿车对标样车克莱斯勒2000多个零合件设计制造任务，不到几小时就被大家抢光。

　　经过33天日夜奋战，红旗牌高级轿车成功出车，“天圆地方”“中国扇形格栅”“宫廷式尾灯”等中华文化元素被融入其中，且搭载了一汽自主设计的V8发动机，最大功率200马力，最高时速为185公里/小时。至此，红旗轿车驶向神州大地，成为中国人自己的高端民族汽车品牌。

　　1959年初，红旗轿车进入紧张的批量生产准备阶段，产品质量成了突出的矛盾。在全厂2000人参加的五级干部会议上，众人的发言汇成一个决心：一定拿出一批合格的红旗车参加国庆十周年。针对已发现的生产难关和质量问题，组织了323个攻关突击队，其中全厂性重点突击队32个。

　　当时，一汽遇到的许多问题都是国内无人碰过的技术难题，如发动机液压挺杆，开始试制出的产品在发动机高速运行中只有两分钟的寿命。为突破难题，以李刚为首的液压挺杆突击队，集中了设计、工艺、加工和试制试验等各方面专业人员150多人。

　　他们一边研究有关文献，分析国外样品，一边提方案搞试验。突击队试用了几十种不同的材料，最后选定合金铸铁，在淬火工艺上做了42次试验，才最后确定了淬火时间和淬火温度，使最后制成的液压挺杆经受住了400小时的台架试验。

　　在全厂动员下，许多攻关项目都对提高红旗轿车质量起了重要作用。1959年9月，国庆十周年前夕，经过质量攻关后生产的首批30辆红旗牌高级轿车和2辆检阅车送往北京。

　　终结三十年一贯制，合资合作走在前

　　解放用七代车的更迭、800多万辆车的跨越，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历史。2023年6月26日，解放七代卡车巡游活动举行。从解放第一代产品CA10到第二代产品CA141，再到最新的第七代产品解放J7，解放用“家族式”巡游的方式迎接一汽建厂70周年。

　　在一汽解放厂区内有一片青翠的松林，松林中央矗立着一个高5米、宽2.5米的大理石纪念碑，纪念碑上方镶嵌着一枚重达一吨重的奖章，记录着一汽换型改造那段激动人心的历史。

　　从第一辆解放牌汽车下线到上世纪80年代初，解放牌汽车一直没有改头换面，销量持续下滑，一汽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

　　从1980年末起，借助改革开放的东风，一汽紧紧依靠全体干部职工，自筹改造资金结束了解放卡车30年一贯制。1987年1月1日，解放第二代CA141汽车正式投产，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为一汽颁发了一枚一吨重的奖章。一汽“不停产、不减产、垂直转型”，创造了中国汽车发展史的奇迹。

　　之后，一汽主动跟上时代，牵手大众、丰田、奥迪等世界汽车巨头，国产奥迪、捷达、宝来等车型成为中国人家喻户晓的车型，为国家挡住进口轿车消费大量外汇作出重要贡献。同时，与跨国公司的合作，换来了大量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

　　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原总经理林敢为回忆，1987年，大众来一汽寻求合作机会。当时，一汽已经购买了克莱斯勒488发动机生产线，大众集团前董事长哈恩博士许诺将克莱斯勒发动机装入奥迪100车型中，并取得成功。

　　在各方努力下，1988年5月17日，一汽与奥迪签署“关于在一汽生产奥迪的技术转让许可证合同”，拉开奥迪进入中国市场的序幕。此后的30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大踏步前进期，奥迪也因此收益颇丰。截至目前，中国已成为奥迪在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奥迪在中国拥有众多国产车型，销量持续领跑中国豪华车市场长达30多年。

　　中德合作超越了商业层面的合作，还为德国人更全面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1993年一汽-大众在建立党组织时，德方对此不理解。后来他们发现在车间里干得最好的总是共产党员。以后公司组织党员义务突击活动时，德方人员也自动加入。

　　一次“讲述身边共产党员的故事”活动中，德国专家曼福雷德·布罗克讲述了自己对中国共产党的热爱，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先进，最代表劳苦大众的政党”，谁是党员他一眼就能看出来。他三次给一汽党组织写信，表达对中国共产党的崇敬之情。

　　一汽-大众总经理办公室主任李志宏说，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对“市场换技术”质疑，但以一汽-大众为代表的合资企业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汽车产业的领军人才，为实现汽车强国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是合资合作最大成果。

　　“红旗”责任扛肩上，奋力改革谱新篇

　　面对全球汽车工业的大变革，一汽高举“红旗”，乘风破浪，在探索高质量发展和创建世界一流企业道路上走在前列。

　　红旗品牌自1958年创立以来，市场化道路并非一帆风顺，甚至面临过市场诟病。2017年以来，一汽以市场为导向重组机构，形成更加专业、精细、扁平的构架和运行模式，集团总部直接负责红旗品牌运行。同时，一汽推出新红旗品牌战略，打造L、S、H、Q四大产品系列，并在全国建设了一大批红旗体验中心，拓展红旗品牌影响力。

　　2017年9月18日，是所有一汽人铭记的日子。当天，一汽启动了“四能”改革，即“干部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薪酬能高能低、机构能增能减”，全集团范围内竞聘，高级经理竞争上岗。

　　“当时，一汽和东风在清华大学有个干部培训班，我们刚报到，就接到通知一汽集团全体起立了。‘铁饭碗’一下子没了，第二天培训班只剩下了东风的人，一汽的人全回长春参加改革了。”一汽改革办主任刘俊说。

　　他认为，改革对大家触动很大，大家干事创业的热情彻底被激发了。

　　2020年9月，一汽实施更加系统化的高级经理新三年任期改革，先定目标再上岗，鼓励挑战高目标。一周内完成高级经理匹配，干部平均年龄又降低1.4岁。根据规划，这些改革措施将在“十四五”期间继续坚持，持续激发职工的干事创业热情。

　　胡汉杰任一汽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一汽解放公司董事长已有5个年头。这5年里，“解放”2021年销量达44万辆，创造了“解放”中重卡销量全球“五连冠”的业绩。在2020年的新三年任期改革中，依据“业绩审视+目标承接+能力评价”，优良者优先聘任，靠后者竞争上岗，胡汉杰因优异的业绩被直接聘任，像他这样未经过竞聘就聘任的领导干部还有十几位。

　　一汽改革改变了很多人因循守旧的思维和观念，构建了以客户为中心的管理架构，建立了不养懒人、闲人、庸人的市场化激励机制，有效激发了干部员工冲锋担当、迎难而上、开拓创新的精气神，点燃了全体一汽人复兴红旗品牌的希望与梦想。

　　近年来，在国潮风的推动下，凭借着大气造型、前瞻技术和优质售后服务等优势，红旗品牌多款新车出现未售先火现象。如今的红旗品牌，家族产品越来越多，颜值越来越高，市场拓展也更接地气。

　　一汽红旗造型设计院院长张铭说，红旗品牌汽车紧跟国潮风，正与故宫等传统文化符号和中国航天等现代科技符号紧密结合，把中国元素融入汽车，让车不仅是代步工具，更成为艺术品。

　　“红旗”让梦想成真，发动机制造挑大梁

　　34岁的他，是一名数控技术工人，更是中国汽车制造领域的大国工匠。这些年，在一汽扛起“红旗”发展重任的态势，也给他施展才华提供了舞台。

　　他，就是中国第一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研发总院试制所数控班组高级技师杨永修。

　　16年前，杨永修选择长春汽车工业高等专科学校，成为一名数控专业学生。

　　上学后，他逐渐爱上了数控专业，在校期间保持着班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他如愿成为原一汽技术中心的一名工人。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杨永修暗自下决心，不能满足于现状，要为一汽这款金字招牌做贡献。

　　当了半年普通加工工人后，他转入自己热爱的数控岗位。一汽拥有一大批优秀的技术工人且其中很多是大国工匠，企业技术传承文化浓郁，杨永修的快速成长也得益于此。

　　5年多的时间，他废寝忘食地向前辈请教难题，很多人对他知无不言。他还购买了很多课件，自学最新理论。很快，杨永修脱颖而出，成为技术能手。

　　凭借这股劲头，杨永修不仅能熟练操作海德汉等进口数控系统，还具备了多款软件编程、多台数控设备操作和复杂刀具设计改制等技能，这让他在高端发动机制造、精密零部件研制等领域大显身手。

　　2018年初，新红旗品牌战略发布之后，杨永修主要承担红旗品牌自主研发的高端发动机、变速箱及底盘等核心精密零部件的数控加工工作，解决了一大批卡脖子难题，先后完成30余项重大试制任务，累计攻克130多项技术难题，为集团公司节约创造价值1200多万元。

　　他还依托师徒工作间和劳模创新工作室，开展快速试制、集成制造等多项试制技术研究，培养了一批高技能人才。他的团队中大部分成员已经掌握了数控技术，实现了数智化转型。

　　近年来，一汽加速改革给杨永修更多施展才华的空间。“一汽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还有很多，大家梦想有多大、技术有多强、能力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他说。

　　同时，国家和地方不断加大对人才尤其是汽车制造人才的支持力度，使杨永修享受到子女就学等多项政策带来的实惠，解决了后顾之忧。

　　看到大街上搭载自主研发发动机等关键零部件的红旗牌汽车越来越多，杨永修特别高兴。他说：“把民族汽车品牌搞上去是一汽人的使命，我愿意扎根东北，扎根一汽，与同事们一道攻关，为攻克更多的卡脖子技术难题贡献自己的力量。”

　　央地合作树标杆，向新而生勇争先

　　今年1月8日，中国一汽红旗品牌新能源汽车全球战略发布会在广州举办。当晚，中国一汽宣布了红旗新能源品牌全新标识、设计语言、技术平台等，并发布了三款即将推出的新能源汽车车型。

　　上海国际车展前夕，一汽又发布了红旗“旗帜”高端电动智能超级架构FMEs，并陆续推出电动、智能和混动三大平台。

　　国家需要，一汽所向。在“架构化造车”“软件定义汽车”时代，一汽在半年里密集发布“一大架构三大平台”，全力推动“All in”新能源，在行业内也不多见。这背后，既有企业的坚定转型决心，又有央地合作的向“新”而生。

　　从第一辆车诞生起，中国一汽的发展就与长春市乃至吉林省的发展密切相关。为了支持一汽发展，地方政府近年来不仅加大了一汽所在区域的基础设施改造，营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还积极推动一汽改革发展，推动新产品加快落地。

　　目前，吉林省已经启动支持一汽重点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加强与高校院所、重点企业合作攻关，着力激活创新链、重塑产业链、培育品牌链，积极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吉林省主要领导数十次来到一汽现场办公，解决企业的问题。

　　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是一汽集团总部所在地，是全国唯一一个以汽车产业命名的国家级开发区，正积极打造高质量营商环境，经常“上门服务”为企业解决各种难题，解除企业后顾之忧。

　　“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就做什么，保证随叫随到，想方设法让企业满意”——这已经成为很多干部的行动指南。

　　塔吊林立，机器轰鸣，行走在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随处可见鳞次栉比的汽车产业项目建设场景。6月30日，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配套产业园暨奥迪PPE配套项目在吉林省长春市集中开工，总投资超444亿元。项目建成投产后，将有力推动吉林省汽车产业集群“上台阶”，为加速老工业基地振兴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近年来，吉林省加快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投资350亿元的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项目、投资135亿元的一汽弗迪项目等正在加快建设。根据吉林省政府最新规划，到2025年，该省汽车产业规模将达到万亿元级。吉林汽车产业的加快发展，持续吸引着大众集团、奥迪、大陆汽车等跨国企业前来投资兴业。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表示，比亚迪将与一汽强化合作，加速绿色技术就地就近转化落地，为做大做强民族汽车品牌贡献力量。

　　一汽还努力加快海外市场布局，集聚全球资源服务企业发展。日前，一汽携手以色列合作伙伴，在以色列特拉维夫举行红旗旗舰车型E-HS9上市仪式，标志着红旗品牌汽车正式登陆以色列市场。目前，一汽海外业务已覆盖“一带一路”沿线的50多个国家和地区，还在德国慕尼黑等地设立了研发中心。

　　2021年9月，红旗战略车型纯电动智能SUV——E-HS9正式出口挪威，成为中国高端民族汽车品牌批量出口欧洲市场的重要里程碑。2022年启动终端交付后，红旗E-HS9凭借卓越的产品性能和外观设计，在为当地用户带来极致驾乘体验的同时，也收获了一大批粉丝，实现6个月交付突破千辆，取得了挪威大中型豪华SUV细分市场前三名的成绩。

　　一汽有关负责人表示，一汽将深入践行“一带一路”倡议和“走出去”战略，把握建设世界一流企业基本规律，用好用足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拓展海外高端汽车市场，持续完善全球化汽车产业链布局，着力打造一体化海外业务运营体系，不断为全球消费者提供极致产品和极致服务，奋力擦亮世界汽车舞台的中国名片。（记者 张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