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其他理事会、委员会、花样繁多的专业会、会前会、会中会、以会落实会的会、全体会、小范围会、对记者和专家开放的会、闭门会、绝密会……数不胜数。这还没提宴会、酒会、茶会，我个人的最高纪录是一个晚上出席6个宴会和招待会，结果根本没吃饭，还得回家吃方便面、参加内部当日工作总结会。我“晋升”为爷爷后，有一次3岁的孙女佳馨听妈妈说她姥爷阎维文要去“开会”，她天真好学地问：“爷爷，什么叫开会？”我一时语塞，甚感惭愧。我开了那么多会，却说不清“开会”的定义。还是她妈晶晶聪明，帮我解围，说：别问了，快吃饭。开会就是两个人以上在一块儿说话，也可以一边吃一边说……

　　联合国装上“李氏铃”

　　我到联合国没多久就发现，在安理会，各国大使都是“大腕”，有架子，开会常迟到，用我中学老师评价一些学生的话说就是“自由散漫”。开会时间到了，有的大使还在走廊里聊天。这时，安理会主席就用木槌敲桌子，提醒大家开会。有一次我举手发言，“建设性”地抱怨说，主席先生这么敲槌子，等于惩罚已经到会的人，没有到会场的人却听不见，这不公平。英国大使戴卫勋爵开玩笑说，对，支持李大使的意见，应该像中国京戏里那样敲锣，让室外的人能听到。我说，可惜中国京剧的锣声太大。戴卫勋爵接着又认真建议安装一个电铃，主席一按，走廊上的人也能听到。我表示赞成，又提了一项“补充条款”：把电铃的线连接到附近大使们常去的咖啡厅。于是，那次安理会经过表决，批准一项专门“预算”，不到400美元，设立一个提醒“开会了”的电铃，大家管它叫“李氏铃”（Li Bell）。这算是我代表中国对联合国安理会所做的一点儿“贡献”。后来，我听继任的常驻联合国代表秦华孙、王英凡、王光亚、张业遂、李保东、刘结一讲，那铃一直在，但不是十分有效。

　　安理会发言有套话

　　我担任安理会主席时，秘书处给我派了一个秘书，专门登记发言的人数和次序。想发言，就把桌上自己国家的木制标牌竖立起来，表示向这位秘书报名。

　　在安理会发言有三句必要的套话。如轮到某位大使发言，要先说，感谢主席先生给我发言机会；尔后说，祝贺（前一位发言者）某某大使的精彩发言，然后才转入正题，说自己的话；发言的最后一句是“谢谢主席先生”—相当于说“句号”。

　　有次开会我按顺序点名，请发言。当我请日本大使发言时，这位大使可能是年龄大，太累，也可能是会议内容乏味，他报名发言后不久睡着了。我又叫了一遍，他才被坐在后面的助手叫醒。

　　这位老大使很快进入状态，有板有眼地开始说：感谢主席先生给我发言机会，祝贺某某大使的精彩发言……全场哄堂大笑，因为他祝贺的那位大使还没有发言。日本大使马上意识到自己搞错了，但他久经沙场，临场应变经验丰富，慢悠悠地解释说：“今天安理会的讨论不热烈，气氛沉闷。我故意说错话，让大家高兴，让气氛热烈一点儿。”大家又都笑了。

　　大使们会闲聊些什么？

　　在安理会，最活跃的角色当属五个常任理事国。五常在热点问题上会有不少共识，有分歧也会高调沟通。只要一家有要求，就随时举行五常磋商。一些重大的决议草案或主席声明稿，通常由五常事先磋商并达成共识，才拿到全体会议上讨论，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工作效率。

　　五常大使谈完正事后也会聊些轻松话题。有一次，奥尔布赖特建议五常大使都学用电脑，在电脑上打自己的发言稿。她是教授出身，早就会用电脑写书。但英国大使说他年纪太大，不想学了。俄罗斯大使说，他有秘书，不用学。法国大使是著名作家梅里美的侄子，爱好广泛，他表示，他有空得打马球，没时间学。我在当时五常大使中最年轻，资历最浅，最后发言：“就发扬民主吧，我服从多数。”奥尔布赖特那么好的一个建议没能通过，我至今没有学会电脑打字。
摘自《说不尽的外交》作者：李肇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