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谚中有一个词叫做“房间里的大象”，指的是人们对某些明显存在的问题保持集体沉默的社会现象——人人都看见房间里站了一头大象，但大家都不去谈论它，仿佛它根本不存在。众人的沉默制造了一个漩涡，谁也不敢喊出真相。于是，大象变得越来越庞大，越来越成为威胁众人利益的一种存在。

　　在河南省商丘市夏邑县业庙乡陈庄村，也有一头“大象”：过去三年多时间里，在这个常住人口主要为留守老人和小孩的空巢乡村，49岁的王军曾40多次采取撬门砸锁、翻墙入院、在墙上挖洞等方式，溜进寡居的老年妇女家中，实施强奸、猥亵和盗窃。那些被强奸的空巢老人，年龄最大的95岁，最小的73岁。村里人都知道王军近乎变态的兽行，但大家碍于面子都没敢声张，更没敢报案。

　　作恶者就在村里，有老人受辱后因受惊吓而离世，有老人因多次被强暴而神志恍惚，但没有村民站出来指认那头“大象”。有人说，这是因为社会中已经出现了一种“审恶疲劳症”——人们对恶人恶行已熟视无睹。可如果对中国农村稍有了解，就知道这样的分析其实并不靠谱。性侵空巢老人的恶行之所以在沉默中被纵容，主要是因为“礼治”传统和“无讼”观念在乡土中国仍有深厚根基。

　　乡土社会秩序的维持，有很多方面和现代社会秩序的维持不太一样。其中最重要的区别是，现代社会是一个法治社会，而乡土中国是一个“礼治”社会。在广大农村地区，法律几乎处于失灵和不被需要的境地，在村民们的生活词典里，法律、警察等词语普遍处于缺席状态；相比之下，世世代代约定俗成的习俗道德，反而是最重要的行为规范，正是这些传统维系着乡土社会的伦理秩序。

　　“礼治”社会，崇尚儒家的“无讼”理念，即人们在发生纠纷时不主张利用诉讼来解决问题，而是利用传统的伦理道德等观念来调节和协调。在乡土中国的熟人社会中，人们认为对作恶者诉诸道德谴责，要比寻求法律制裁更有效。譬如说，如果村里某位无业青年有偷盗行为，左邻右舍你一言我一语的谴责，可能就让作恶者感到“丢了祖宗的脸”，知道在村里继续偷盗将无法立足。

　　“礼治”和“无讼”的传统，在乡村构建了一套理想的秩序规范。但问题是，在一个迅速变迁的社会之中，传统和道德的效力往往是无法保证的。习俗道德对人们的约束大为削弱，人们对伦理秩序的敬畏也大不如前，这才使得“大象”明目张胆地出现在大家身边。在强奸那些耄耋老人之时，施暴者身上已没有伦理枷锁——他知道即使大家在村里低头不见抬头见，也觉得自己的恶行没什么大不了。

　　身边站着一头“大象”，却没有人敢发声，这在乡土中国并不奇怪。村民所恐惧的，不只是利益和肉体上的伤害和报复，更有精神层面的顾虑——在现代化程度很高的都市，遭性侵尚且是一种羞于启齿的“家丑”，更别说在相对原始的农村地区。在一些观念保守的乡村，性侵受害者非但得不到同情，反而会受到“令家族蒙羞”的责骂。于是，沉默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也为更多的侵害埋下伏笔。

　　不过，不得不指出的是，农村性侵事件的受害者并不限于空巢老人，关于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遭性侵的报道，此前已有很多。这意味着，性侵阴影笼罩乡村，不只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更是城乡发展结构失衡所导致的人伦悲剧。中国城市的繁荣与乡村的沦陷是同步的，光鲜的城市变成了一块巨大的磁铁，不断从农村中汲取劳动力资源。顶梁柱纷纷出走，使农村变成了没有生机的空心之地。

　　在过去的千百年间，因为传统和道德的传承更完整的缘故，农村地区虽然经济上不富裕，但家庭结构通常要比城市更稳定。然而，如今的城乡二元割据和贫富差距鸿沟，瓦解了乡村地区小家小户的稳定格局。留守儿童们失去了父母的庇佑，留守老人被迫担负起了与他们的实力不相称的责任。换句话说，农村性侵问题的根源其实在农村之外，它是中国光鲜的城市化进程中留下的一块伤疤。

　　农村生活没有城里人想象得那般诗意，也从来都不是没有危险的桃花源。那些“大象”，就是伴随着乡村的沦陷而出现的。但在面对危险和侵害之时，于外部而言，农村地区几乎没有可靠的治安体系可以指望；于内部而言，妇孺拥有的自我保护资源极其匮乏，抵御风险能力也几乎为零，只能“任人鱼肉”。

　　陈庄村的性侵事件，只是今日中国乡村灰色现实的一个样本。还有很多“大象”，在空心化的村庄里，肆意践踏着弱势群体的尊严和利益。所幸的是，陈庄村那位83岁的受害者杨吴氏，以报警的方式喊出了第一声“房间里有一头大象”。这个需要莫大勇气的选择，让人们看到了被城市化幻象遮蔽的乡村，也在被“礼治”和“无讼”捆绑的秩序中撞出一个豁口，进而让我们看到了一丝改变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