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文化大革命在老家挨批斗的往事_评论网--全球最大的政经类评论门户网站

因为我父亲口直心快，爱讲真话，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而且，他当时是新乡地区县团级以上干部中的第一个大右派。省里给各地市下达指标，必须把县团级以上干部中的右派分子挖出来。因此，他就成了枪打出头鸟的第一个命中目标。
1959年春季，组织上让我父亲在新乡地区管辖的14个县里选一个作为到农村劳动改造的地方。离新乡太近，就会有人去看望他和家人，他不想让更多干部因为他受到牵连，决定回老家晋城县东土河村接受劳动改造。

     上图右一是我父亲郭兴胜抗战时期与杨振兴（左三）等战友的合影
   不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姑父陈凤仪任职晋城县委副书记也被打成了“保皇派”和“走资派”。再加上我父亲的右派，他们兄弟二人是相互受牵连。再加上，我父亲曾经拒绝过生产队队长“三阎王”两次居心叵测陷害亲人的无理要求，文化大革命就被“三阎王”当成了很好的报复机会。
    即便是召开刑事犯罪分子公审大会，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也得上到台上作为陪斗对象。我记得，在1969年之前，我父亲后背上总是背着一块写有“打倒右派分子郭兴胜”的白布。而且，在白布的黑字上面用红墨水打了一个差。就是因为这块白布上的黑字和红墨水的大红差，我父亲在临路边的地里干活时，常常会有过路人停住脚步想看个究竟。当我父亲知道别人的意思时，就主动转过身让人看清楚。他说，这些路人当中也有自己家外村的亲戚。不管谁想看，他说不能不让看。那块白布很醒目，就是让他示众的，那我就要主动接受群众监督。至于我是不是坏人，老百姓心里有杆秤。
   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父亲作为改造对象，除了正常参加生产队劳动，还让他早上早早起来扫大街，晚上给烈军属和五保户担水打扫院子。累的腰酸腿疼时，父亲就让我和姐姐用手给他捶背、用脚给他踩背。我问他：“你不干，不行吗？”
他说：“不干，我就要挨批斗。只能干好，不能不干。烈军属里有你们的二奶奶，我愿意给她干所有的活。你姑父在城里挨批斗，你姑不在家，没人管可不行。你伯是打日本鬼子牺牲的，我不管你二奶，谁管？”
    记得，由于各家各户的茅厕里有石头和砖头等脏东西，需要掏茅厕时生产队队长“三阎王”不让年轻人下茅厕往外清理脏东西，偏偏让我父亲这个上年纪的老人下去清理。我父亲毫不犹豫，下到一个又一个茅厕底下去清理脏东西。
    晚上开批斗大会，我父亲肯定是批斗对象，但是不让家属参加。我那时个子小，把脸抹上灰土，穿着破棉衣在土堆里打个滚，弄得全身上下脏呼呼的挤进了会场。由于批斗会场后边的人没有从家带小板凳都是站着，我就挤在他们中间。就这样，我第一次参加了父亲的批斗会。可笑的是，当前边有人举起拳头高呼口号“打倒右派分子郭兴胜”时，我也跟着举拳头，喊口号。当我看到有人用小板凳砸我父亲时，我看不下去了，我只能满眼泪水悄悄离开会场。
   后来又开过多少次批斗会，我已经记不清了。反正那时冬天的批斗会十分平凡，基本上天天有批斗会。因为不是农忙季节，批斗会就是阶级斗争政治运动。父亲后来说，他也记不清具体时间了，有一次开完群众批斗大会之后，又让他到三阎王的亲家那个院不知是谁的家，当时他被人蒙了眼睛，但是能感觉到就是那个院，从村里的五间大楼批斗会场出来右拐一直向东走没多远，又向右拐进大门下台阶，应该是那个院。在那里，又继续开批斗会，进到屋里还不去掉蒙眼布。而且，让他站到高高的长条板凳上，两只手里让他拿着砖头把胳膊伸直，不准胳膊弯曲；而且，他们在我父亲脸前放着一只尿痛，尿痛傍边还有一个大煤火炉，站在高处熏得非常难受，呛得难受。从男男女女的声音中，我父亲判断出有一二十个人。其中三阎王和他亲家是主要组织者，别人都在听他们两个人的指挥。
   本来在群众大会上，就被三阎王和造反派蹬翻板凳，让我父亲从凳子上摔了下来，他们这次开的小批斗会比群众大会还狠毒。他们逼我父亲，老实交代在河南沁阳县西乡镇亲手杀人的血债经过。我父亲说，我打死的是汉奸，既不是群众，也不是老百姓。大队干部可以派人去调查。如果我说的有假，你们可以将我千刀万剐。
由于父亲没有按照他们的要求交代所谓血债问题，他们竟然再一次把板凳蹬翻，让我父亲从高处摔在地上，而且摔掉了两颗门牙。正是那次批斗会，让我父亲躺在床上一冬天不能下床。而且，翻身都不行，都得让家里人帮他慢慢翻身。
后来，东土河大队的两名村干部亲自到沁阳县西乡镇公社搞外调。结果，他们在西向遭到了老干部、民兵和群众的包围，那里的人们问来调查的两个村干部：“老郭是为群众除掉了一个汉奸，你们却把他当成了敌人，要往死里整。你们到底要替谁翻案？如果你们想替汉奸翻案，你们别打算离开这里。”在这样的情况下，两名村干部才表明了态度，不会回去冤枉好人。后来，在西乡镇公社当书记的靳智德伯伯才给两名村干部写了外调证明。
那两名村干部私下和我父亲说，没想到四叔、四爷在河南沁阳的群众威信那么高，差点让我们回不来。我父亲说，那个公社书记是他的生死战友，他能不说公道话吗？
要不是那次村干部去河南搞外调，我父亲还不知道要遭受多少折磨。我父亲说，当时村里的革委会主任赵小板说，他和三阎王说过了，他要想在瞎折腾，就让他去河南搞调查，让他去尝尝当地群众的厉害。反正，大队干部不主张继续栽赃陷害好人了。大队书记郭书龙也说，我们不能冤枉好人，将来成为历史罪人。书龙哥这样说，是因为他母亲经常骂儿子不要作恶，当村干部要认清好坏人，不要上当受骗，冤枉好人。我上小学时，经常去他家玩，我大娘还给我找吃的东西。那时候，我们家吃不饱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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