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文生明89岁了，还能看材料。

　　王生才烈士的证明书，2011年颁发。

　　93岁的老兵任云启已经卧床一年，因患老年痴呆，他听不见也不会说话，无法行动。

    汪家强等6名国民党军人被陕西省政府批准为“烈士”，其实是2012年3月28日的事。此时，他已牺牲74年。至今这些烈士家属仍没有拿到烈士证书。

    “这是迟到的关怀。”长期从事陕军历史研究的西北大学教师张恒如此评价。2009年，山西省平陆县的一块国军阵亡士兵纪念碑“后死碑”引发关注，张恒辗转核实到其中17人的身份，并协助遗属申报烈士，汪家强是其中之一。

    后死碑28名死难者中，确定了17人的归属，目前已经有7人获批烈士，其他10人的遗属仍在申报中。张恒说，他正打算联合遗属，采取法律手段等更进一步的措施。

    当年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在世老兵，许多至今仍贫病失依。

    因由 寻找“后死碑”烈属

    汪家和老人记得，大哥汪家强是1938年某天半夜被抓走的，此后便没了音讯。其时正值抗日军兴，日军前锋已抵山西，预谋占领陕西、直指西南。解放后，汪家曾多方寻找，但均无消息。

    2009年前后，张恒在走访中了解到，山西省平陆县洪池乡西郑村北的一个小沟岔里，倒地埋着一块抗日英雄纪念碑。经清理辨认，这块高1.7米的石碑上，镌刻着国民革命军177师530旅1059团3营28位阵亡将士的姓名和籍贯。但由于年深日久，碑上许多文字已经磨灭残损，难以辨认。

    随后，张恒和平陆县政协委员富平宁一道，根据碑文内容寻访烈士遗属。两人花费数月时间，走访了陕西各地，终于找到其中17人的归属，此次陕西省政府陕政函（2013）46号文件中批复的徐治帮、郝兴泗、任丙杨、吴宗树、汪家强烈士均列其中。

    纪念碑上详细记载了当时的战斗经过。“民国二十八年春，本营奉命扼守中条山南之磨凹、坛道、朱家窑等地，x月二十三日芮城县之倭寇以步骑炮兵联合二千余，经风圪塔向我三路进犯……是役我英勇将士二十八人，俱以大无畏精神，为国家民族而壮烈牺牲……”

    心心念念70余年，直到张恒找上门来，汪家和才知道，自己的大哥参军次年便已牺牲，年仅19岁。4月12日，老人静默良久，才缓缓道出，大哥家强小名“老九”，未曾婚配，“母亲五九年就死了，一直说，没见我大儿呢……”一时老人的眼眶红了。

    汪家强等5人均为一等兵，籍贯陕西省商洛市。每位烈士身后，都留下一个家庭的伤痛。徐治帮刚娶亲半年便被抓了壮丁，从此杳无音讯，其母亲整夜哭泣，眼睛都哭瞎了；任丙杨则是因不忍儿子受苦，代替大儿子任兴福参军。

    张恒多方调查了解得知，这块石碑立于中条山保卫战的六六战役期间，1059团3营战士晨训归来途中与日寇遭遇，未及早饭便进入战场，最终毙敌数百打退敌军。营长张玉亭战后安葬28位烈士，并勒石纪念。西郑村当地百姓感怀其德，年年祭扫，老乡们口口相传，均称此碑为“后死碑”，“这场战役，陕军死亡失踪达到8800人，后死乃是英烈永存、前赴后继之意。”

    过程 申报4年后终获批

    70余年中，汪家强等28人静卧青山，不为外界所知。2009年6月，汪家和等“后死碑”英雄遗属集体前往山西祭扫墓地。为告慰先人，他们返家后即着手申报烈士。

    陕西省政府批准汪家强等人为烈士的依据是《关于对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国民党人和其他爱国人士追认为革命烈士的通知》（民［1983］优46号）。其中规定，对参加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确因对敌作战牺牲的国民党人和其他爱国人士，其遗属主动提出申请，并有可靠证明者，经省政府或民政部批准，可以追认为革命烈士，其家属享受革命烈士家属待遇。对其遗属补发一次性抚恤金。

    张恒把这份文件复印给遗属们。但汪家和的儿子汪祥礼拿着这份文件找到老家柞水县民政局时，得到的回答却是，“没有这政策。”2009年，汪祥礼连续四五次前往民政局询问，均无功而返。吴宗树之孙吴祥志等人的经历与此相似，申报工作于是搁置。

    事情在2011年出现转机。王生才也是“后死碑”烈士，其侄子王崇新是陕西省妇幼保健院的名医。王崇新最初将申报材料递交陕西省民政厅，但9个月后被退回，民政厅要求他从原籍礼泉县申报。他重新走程序，并托人说项、多次催问，终于在2011年3月16日获得批准。2011年4月7日，王家收到国家民政部下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其中明确称，“王生才同志在山西省中条山对日作战中壮烈牺牲”。

    张恒立即将此消息通告所有烈士遗属。汪祥礼和吴祥志满怀希望跑到柞水县民政局，并请张恒与工作人员通话，没想到对方却称，张恒是个社会骗子，意欲借机牟利。近日说及此事，56岁的张恒仍然愤怒不已，“同是一场战斗中牺牲的，为什么不给办？我当时连律师都请好了，要起诉民政局行政不作为。”

    为争取政府部门的支持，张恒亲赴柞水与有关领导座谈交流，最终将对方说服。“我把陕军抗战的历史讲给他们听，领导最后说，只要有政策，就一定给办。”汪祥礼重新递交了申请材料，但仍然石沉大海，直到近日从网上得知获批的消息，时间已经过去了4年。

 证明 国民党也能有“烈士”待遇

    商洛市政府将徐治帮等5名抗日阵亡人员的烈士申请统一向省政府请示，文号为（商政字[2012]42号）。汪祥礼等人二次提交材料一年后，商洛才向上申报，又过一年后始获批准。

    “大家都很诧异，国民党也能评烈士？”张恒道出了社会普遍的心态，虽然1983年就有文件通知，但即便是民政系统，多数政府工作人员对有关政策也并不知情，或持抵触态度。

    事实上，“后死碑”烈士获批并非孤例。3月28日，原国民党骑兵4师12团上校团长孙荫芝，也与汪家强等人同日获批烈士。陕西省政府随后解释称，追认抗战牺牲的国民党人为烈士并非新政策，一直在执行。

    张恒介绍，国民党正面抗战的历史逐渐得到承认，1983年民政部出台的（民［1983］优46号）文件也与此背景有关。据媒体近日报道，国民革命军40军39师115旅少将旅长朱家麟是该文件在陕西省的第一位受益者，1988年获得“革命烈士证明书”。朱家麟于1938年5月11日夜率部掩护全军从江苏沛县突围，被日军围困7层，最后全部捐躯。

    多年来，张恒寻访到了100多位国军阵亡将士遗属并协助其申报烈士，“加上这次后死碑的5位烈士，大约有30人获得了批准”。张恒介绍，追认国民党烈士还存在几个方面的难题。首先，文件规定烈士需遗属申请，且为直系亲属，但大多数烈士即便能确定身份，也没有直系亲属。“他们当兵时都是十几二十岁的娃娃，没有成家，父母兄弟也早已去世了。”

    此外，申报材料须有可靠证明。“后死碑”烈士王振峻祖籍甘肃省天水市，其子王宝玺在申报时被要求提交两项证明：部队演变过程和牺牲情节。76岁的王宝玺老人十分无奈：“部队演变过程张恒老师帮我写了一个，但是怎么牺牲的谁能证明呢？都一块战死了！”他的申报材料仍未获批。

    由于陕西籍烈士占据多数且申报者众，经过多年的争取，不少地方的政策出现松动。2009年，山西省平陆县民政局为所有“后死碑”烈士各出具了一份阵亡证明，成为遗属们申报烈士的重要文件。此外，遗属们寻找到一些健在的老人，出具证明材料。以汪家强为例，证明文件来自其祖籍所在的柞水县丰北河镇政府、北河村村委会及两位同村老人。

    张恒自己也珍藏着一份革命烈士证明书，颁发时间是2005年12月30日，主人公是他妻子的外公杨世伍。杨世伍生前为国民党38军独立46旅736团2营4连上尉连长，1939年在中条山六六战役中牺牲。时任独立46旅旅长的孔从洲后成为新中国开国中将，他为杨世伍写了牺牲证明。但张恒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申报，前后也花费了数年时间。“我一直鼓励大家，一定要坚持，国家有政策，咱们应该理直气壮地申报烈士！”

    动机 不要抚恤要安慰

    汪家和父亲早逝，17岁的大哥是家中唯一的劳动力。汪家强参军后，13岁的二哥去给人家放牛，小脚母亲只好带着残疾的姐姐和自己挨家要饭。母亲死的时候，因无钱安葬，在家中停灵半个月之久。回想起幼年时所受的苦难，汪家和老人一遍遍重复，“姐是个瓜瓜（当地方言，意为哑巴），咱小，要了10年饭啊……”

    5位“后死碑”烈士原籍均是商洛农村，汪家强和吴宗树的家乡地处深山，至今仍未通公路。迫于生计，汪祥礼2000年前后举家前往泾阳县云阳镇张屯村，但仍然贫困不堪。如今，老伴卧床不起，儿媳妇精神失常，83岁的汪家和需要每天为她们做饭，照顾一切。52岁的汪祥礼在西安的建筑工地打工，近两个月只挣了2000多元。

    “为什么要申请烈士？就是为了给老人一个安慰。”为给大伯申报烈士，汪祥礼往返泾阳、柞水十余次，花费不少、失望更重，但从来未曾想要因此获得任何好处。汪家和说：“家里这个样，他也没个后人。我是想，等哪天见了母亲，得有个交代。”4年间，汪家和成天心悬此事，但得知烈士获批时，他却异常平静。

    根据文件精神，国民党烈士按规定补发一次性抚恤金。王崇新和张恒均证实，获批烈士后，家人并未得到任何物质利益。

    王生才和王振峻烈士的家属在1939年均曾收到部队来信，告知牺牲消息，但家人不愿相信，多方寻找未果。此后历次政治运动，遗属屡遭冲击，此事更无人敢提。

    王生才有兄弟6人，1937年出门打短工时被抓壮丁入伍。2007年，其六弟王生云着手修家谱，无法写四哥历史，引为终生憾事。2009年获悉烈士归宿后，王崇新即从速申报烈士。在2011年冬编撰的家谱中，王生才被放到了显赫位置，突出其烈士身份。数月后，88岁的王生云老人即安然逝去。在王崇新看来，叔父成为烈士，是给家族争光，而自己极力申报，更是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

    王宝玺仍在为父亲的烈士身份努力。父亲王振峻当年是小学校长，主动参军。新中国成立后，陇南地下党的负责人曾与王家接触，他怀疑父亲也是地下党员身份。但“文革”时该负责人被迫害致死，王振峻的历史从此无从查考。

    “后死碑”烈士谭清海、赵天彦、傅青山等人的遗属也仍然在为此奔走，“他们其实就是为了这张纸，告慰先人。”张恒说。

    现状 将逝老兵生活贫困

    在铜川市耀州区宝剑村的一眼窑洞里，89岁的文生明老人不久前失去了老伴。老人曾经在十七路军从军6年，能准确地报出自己当年的番号：第四集团军38军35师105团1营2连。

    文生明记得，自己15岁时被父亲送去参军，1939年随部队过黄河到了中条山，“步枪刚到耳朵边”。在中条山的1年9个月中，他参加了四一七等多次恶战，成为上士班长、一等射手。“那天部队晚上偷袭日本人的炮兵团，冷娃们操起大刀穿着单衣裳就走，把他们卫生队也连锅端了。”

    说起过去的战斗岁月，文生明兴致勃勃，他曾经杀人不眨眼、亲手俘虏日本兵，也曾经九死一生。“有个甘肃人党青山（音），班长让他装子弹，一下就给打中了腰。我把他背下去，当时就死了，血染了一身，我又回去打。”

    文生明有些后怕，“没哪天不打仗，当时被枪打死了，就没了。”后来他又前往河南前线，1943年时部队被打散，他便回到家中务农。

    同在耀州区，93岁的任云启已经卧床一年多了。由于年老痴呆，他听不见也不会说话，无法行动。61岁的女儿任玉琴负责照料父亲，过于由于成分不好，老人受尽苦难，“在街上给人家扫地，只劳动不记工分，挨批斗……我哥哥成绩好不让上高中，气得不行，1965年就死了……”

    在任云启2005年写的一份低保申请材料上，他讲述自己从军的历史：96军177师530旅辎重营士兵，1938年开赴中条山，历经六六战役等大小战役60余次，最后突围时只剩19人，多处负伤。因生活困难，他请求政府给予补助。马振骜、谢维藩两位530旅战友彼时为任云启写下证明，如今两人均已去世。

    张恒介绍，目前仍然在世的十七路军将士约有100人，并且在逐年减少。他们大多数人在过去遭到冲击，生活贫困，得不到政府的认可和帮助。

    历史 3万“冷娃”战中条

    参评烈士争议的背后，是一段尘封的西北陕军战史。

    “七七事变”后，杨虎城将军被蒋介石以出国考察名义解除兵权，其所属的十七路军由孙蔚如将军率领，辖38军、96军、独立46旅、独立47旅等部。抗战全面开始后，日军集结主力攻占山西永济县城、风陵渡，意欲渡过黄河进犯关中，再窥四川。在此紧急情势下，孙蔚如主动请缨，于1938年初带陕军渡黄河东征，防守在山西永济至原曲的中条山一线。

    “背靠黄河，面对日军”，张恒介绍，3万陕军抱着必死的决心背水而战，在300里中条山坚守了近4年，始终未让日军越入陕境。“陕军就像一堵墙一样阻止了日军南进，可以说，中条山保卫战为中国抗战贡献巨大。”

    资料显示，十七路军（其后改编为31军团、第四集团军），经过血战永济、六六战役、四一七战役等多场重要战役，打退了日军11次大的进攻。与此同时，陕军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2.1万名将士战死。

    张恒介绍，中条山保卫战后，陕军于1941年3月移防河南，镇守洛阳—郑州黄河防线。抗战胜利后，该部先后在河南巩义、河北邯郸、四川茂县全部起义，进入人民解放军行列。其中一部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一部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军，该部参加了解放战争、解放大西北等作战。1952年毛主席亲自签批命令，该部为开辟新中国石油建设，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石油工程第一师。

    中组部和解放军总政治部1984年《关于确定原杨虎城部三十八军指战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的通知》中明确称，该部是我党统一战线的一个典范，虽然形式上是国民党的编制，但实际上38军地下党组织是按照我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改造、建设部队的。

    “这是杨虎城的部队，基本没有参加内战，他们绝大多数牺牲在了抗日战场上，国家也是认的。”张恒曾经100多次回访中条山陕军抗日战场，这支部队亲民爱民的特征鲜明，至今仍为当地百姓传颂。在平陆县一个村子里，十七路军为了不和老乡争吃井水，特意在村外沟里修了坡路，用牲口驮涧水饮用，村民们至今仍称这条路为“驮水坡”。

    张恒和富平宁等人的研究均表明，在中条山保卫战最艰苦的六六战役中，陕军被日军分割包围在黄河边，始终无法突围，最终有1000多名战士跳黄河殉国。“弹尽援绝，宁死不降。当年陕西兵被称为‘冷娃’，说的就是这种精神。”

    张恒讲述起陕军种种，多次泪流满面。“他们是为国家、为民族牺牲，为什么不能得到历史的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