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着不高的薪水，担着百姓安危冷暖的责任，干着“白加黑”的工作……每当一些基层干部“晒”委屈，都引来一片对“不知足”的“吐槽”。

　　每当卷入舆论中心，一些基层干部都有几多苦恼和无奈：几则雷人雷语、几个“房姐”“房叔”就能打翻一船人？

　　2013年年初，按组织安排，我们几个采编部门的主编，分赴山西长治市郊区区、安徽肥东县、江西东乡县、河南许昌县、海南万宁市挂职锻炼，任县（区市）委常委、副县（区市）长。沉下去、融进去，一年里实打实地任“县官”，我们真切触摸到一个充满活力而又真实复杂的中国，对基层干部的甜酸苦辣有了更深刻的感受。

　　在采编岗位，初闻花钱“摆平”、截访“压平”这些说法，我们也直呼“荒唐”，法治时代，有什么理由不将“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做好做实？

　　“上访司令”温小珍的“变形记”，让我们心中别有一番滋味。

　　温小珍，曾是海南万宁上省赴京群访讨说法的“带头大姐”。万宁市几年前录取200多名统招统分师范类毕业生，温小珍是其中一员，但后来受编制指标等所限，没能走上讲台成为教师，为此他们走上漫漫上访路，成为市里棘手的难题。

　　“利益问题不解决，破解维权与维稳的两难也就无从谈起！”问题倒逼出“基层政府雇员”的制度创新，温小珍们被聘为农村基层雇员，充实到基层干部队伍中。

　　被派到长丰镇马坡村不久，温小珍听闻杨兴章的儿子横遭车祸昏迷不醒，全家陷入绝望，便四处奔走，帮着申请了数万元的救助金。倍受感动的杨兴章，在市委领导接访日找到书记，但不是上访，而是感谢。诚心换真心，温小珍这个生面孔，还“意外”当选了村支委。这让她非常自豪：“原来，我的服务，也能赢得群众认可。”

　　在权利意识高涨、利益多元博弈的今天，处在各种矛盾的中心地带，处于与群众直接接触并解决问题的工作前沿，处于社会各方面关注的焦点之下，基层干部“群众工作越来越难做”的压力，我们感同身受。他们“事不避难、敢于担当”的勇毅，令人感佩。“主政一乡、一县，关乎几万、几十万百姓福祉，把这份岗位责任尽到了，人生抱负也就实现了。”他们袒露的心迹、“官念”，让我们深刻理解了他们为什么在知难而不畏难的忙碌中干得有滋有味。

　　“治国难，最难在基层。”沉潜越深，感知微观中国越深，我们对基层干部印象就越真实。“理解和支持比什么都重要！”记不住有多少基层干部与我们彻夜长谈，但我们记住了他们对正在开展的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的思考和期待：“聚焦‘四风’，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向问题叫板，让群众叫好。”记住了他们学习习总书记全国组织工作会讲话后的振奋之情：“对广大基层干部要充分理解、充分信任，格外关心、格外爱护，多为他们办一些雪中送炭的事情。”

　　虽然离开了那片仍在思念的乡土，告别了那些仍在挂念的战友，然而一年的“县官”经历，让我们丰富了知识，积累了经验，开始知道了如何读懂中国，如何通过党报的新闻报道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一根针”如何穿起“千条线”

    禹伟良（曾任河南许昌县委常委、副县长）

　　邓建胜（曾任安徽肥东县委常委、副县长）

　　汪晓东（曾任江西东乡县委常委、副县长）

　　于猛（曾任山西长治郊区区委常委、副区长）

　　杨雪梅（曾任海南万宁市委常委、副市长）

　　“基层是个大熔炉，是砥砺品质、提高本领的难得机会。”“基层情况很复杂，稍不留神就会出状况。”去挂职前，鼓励的、提醒的都有，难免纠结。沉下去、融进去，一年与干部群众摸爬滚打，我们触摸到一个真实而多样的基层。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在深刻转型、观念多元、利益多样的今天，我们更感动于基层干部在“一根针”穿起“千条线”的压力中，那份艰辛拼搏和勇于担当。

　　□维权与维稳求和谐 “做群众工作知难而不畏难”

　　邓：在权利意识高涨、利益多元博弈的今天，群众利益诉求之复杂，是我挂职前所没有预料到的。

　　杨：我也有同感。从学生暑假游泳溺亡到老人不小心触电身亡，出了任何意外事件，群众首先想到的是找政府。

　　邓：牵头处理的某农民投诉企业污染其井水案，对我触动特别深。我主持召开了6次协调会，组织了省内外4批专家实地调查。所有的专家结论都认为井水氯化物超标与企业没有关联性。每次和这位农民接触，他都很平和，也感觉他已被说服了。但遗憾的是，到我挂职结束时，他还没有息访。

　　汪：基层干部往往处在各种矛盾的中心地带，与群众直接接触，站在解决问题的最前沿，还处于社会各方关注的焦点之下，普遍感到压力大。如何把握好维权和维稳的关系，保一方平安，似乎从未像今天这么难。

　　于：现在有“群众工作越来越难做”的感叹，但主张“提高执政能力和治理水平”的干部也越来越多。

　　禹：确实，基层高文凭的人多了，不等于做群众工作水平高了。至今还记得一小故事。汛期，一位年轻镇干部下村检查落实水库空库运行情况，要求承包主放水。“水放了，鱼咋办？损失谁赔？”“这我管不了！反正上面要求放水，你今天非得放！”双方争执一阵后，包村干部气呼呼地跑回镇里，请领导出面解决。

　　汪：见过一些“老乡镇”，他们对镇上每一个角落都熟悉得像自己家里一样，在群众中很有威望，常常是同群众在嬉笑怒骂中，再难再烦的事最终“灰飞烟灭”。老百姓其实是最通情达理的，关键是干部要带着感情，把群众合理合法的利益诉求解决好。

　　禹：事不避难，知难不难。在许昌参与处置一起省属煤矿矿群纠纷事件，因采煤导致房屋开裂、地面沉降，群众围堵煤矿，还有人鼓动、阻挠村民抢收小麦，以向政府施加压力。全县干部几乎“倾巢”而动，组织十来支工作队，进村入户耐心做思想工作，县领导同村民面对面反复沟通，明确表示“群众合理要求不闹也要坚决保障，不合理要求再闹也不予支持”。同时组织干部调机械帮助村民收麦。连续10多天的处置过程，夹在煤矿与群众中间的县委县政府，承受了不少委屈，但确保群众的权益受到公平对待、利益得到有效维护，终使事件在理性、法制轨道上得以解决。

　　于：作为区级建制，郊区在建设规划、发展用地、项目审批等方面自主权较弱，相对来说引发的矛盾协调难度较大。为此，郊区建立了四套班子领导全天候轮流值班接访、每个区直单位抽调人员进村入户面对面解决问题、新提拔干部到信访部门挂职锻炼等制度，努力达到“事要解决”的要求。

　　杨：身在基层，如果老是“浮在下面的上面”，也照样会不懂基层、与群众隔一层。万宁市委开展了“三联三问三解”活动，要求每个领导都有挂点的乡镇与村子，每周下基层一天，每位领导联系5名党员和5户困难家庭，帮他们解决切实问题，真正做到“保基本、兜底线”。

　　邓：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各地做了大量工作，但还有大量工作要做。见过不少信访积案，依法依规按政策解决到位后，当事人明确表示息诉息访，但过了一年半载又继续上访，反反复复好几次。信访不信法、重复上访甚至是缠访闹访，时有发生，令人挠头。

　　汪：信访维稳，属地管理，一票否决，基层“压力山大”。

　　于：站稳群众立场，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政策手段解决突出问题，完善信访工作考核评价体系，各地正在发力破解信访难题。　□增长与提质促发展 “走‘有质量增长’的发展之路”

　　汪：时时想着财政收入，天天念着招商引资，不到基层真不知发展的渴望有多强烈。就以我协管招商引资来说，东乡县2013年引进资金超过了前10年的总和。

　　禹：悄然之间，许昌县产业不再只是靠发制品、汽车零部件“包打天下”，新能源、电子电器两大新兴产业正在崛起。

　　邓：不唯GDP论英雄、转方式、调结构已成为主旋律，但我们所挂职的县市区，发展水平都可谓“不东不西”，发展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是必须抓好的第一要务。特别是迅猛发展的城镇化，给肥东县原来的工作部署和发展惯性，带来了大挑战。

　　杨：在海南，虽然已将生态环境保护、建设全国人民的四季花园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对各市县的考核淡化了GDP的色彩，但各种排名依然存在，增长压力依然明显。

　　于：按照专家观点，“速度和质量并非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相斥关系。问题的关键在于，要走‘有质量增长’的发展之路”。转型的速度、深度，让我们领略了基层干部工作“远谋近施”的难度与强度。

　　汪：东乡的干部们现在言必称“品质”，因为这几年县里的主战略就是打造“品质东乡”。在招商引资方面，东乡提出不搞“饥不择食”，但要“好高骛远”，着力引进高新项目、管长远的项目；要“贪大求洋”，努力引进境外的大项目、好项目。2013年引进的两个投资都在10多亿元的电子信息领域的项目，就相当有“品质”。一县之域，招大商、引强资，何其难也！专业招商分队的20名干部，一年有80%的时间在外面跑，一年出差的路程都在5万公里以上。

　　于：郊区传统优势产业是煤炭、焦化、钢铁等，这几年煤炭、钢铁价格下行较快，企业效益普遍下滑。如何在转型中突围？在郊区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是攻坚克难。“五加二，白加黑”是当地干部真实的工作写照。2013年，非煤产业已占全区工业增加值的35%，发展质量和效益明显提升。

　　杨：转型就会有阵痛。我协管旅游，万宁一直是海南旅游的第三极，面对高位运行的发展瓶颈，我们去年痛下决心，开辟绿色自驾游等新业态，加快产品更新换代，主动挤掉水分。结果，有段时间，全省的旅游收入与游客总量都增长较快，只有万宁低增长甚至负增长，但全市上下硬着头皮顶住压力调结构，今年春节，万宁的旅游就实现了“井喷”。

　　禹：“发展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来自具体项目。”几次观摩活动，对我触动很大。上级领导率各路主要负责人，探各地，看亮点，比实绩，评差距。互看互比互学，带来“坐不住”的紧迫感、危机感，非外人能体会。一位分管工业的女副县长，一向精干利索，却几次为项目推进不顺而急得偷偷拭泪。

　　杨：是啊，找资金、弄土地、搞拆迁，难乎其难。万宁礼纪镇一个投资约10亿元的电动车项目，从立项起先后遭遇了征地拆迁等困难，迟迟不能动工。征地好不容易完成了，违规建筑又冒出来了，又是一番忍辱负重挨家逐户做工作，才最终拆除。

　　邓：在很多基层干部眼中，发展难，难在实干苦干，也难在有时需要很强的定力，抵制权力光环幻影下搞过度举债、形象工程等政绩冲动。“不给历史甩包袱，不让自己留遗憾”，是基层干部必须用心答好的一道难题。

　　□管理与服务强治理 “问题总出现在能力之外”

　　禹：“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干部身处党和政府工作第一线。从联系群众来说，又是“本身一根针，下面千条线”，因此工作总处在“管理”与“服务”的纠结之中。

　　杨：万宁干部就让一颗小小槟榔折腾得不轻。2013年9月以来，因为农民用土法烘烤槟榔，污染空气，万宁一到夜晚就笼罩在槟榔烟中。网络上一片打击取缔声，政府也推出了补贴政策希望能推广先进的环保烘干技术。可农民有自己的辛酸，2013年连遭台风、价格暴跌打击，槟榔增收无望；而土法烘焙的槟榔价格稍高一点，但需求量又有限，谁又会花几万元去买一个环保的烘干机呢。复杂的民生困境，让基层干部多了些优柔寡断，少了些快刀斩乱麻。

　　于：这样考量很常见。郊区近1/3的面积是森林，防火任务重。把秸秆还田，既减少火灾隐患，也能培肥地力，但为此一亩地要掏50元，农民不愿干，财政又不富裕：十多万亩地，要花500多万元。区里领导调研后决定以财政补贴的形式，引导农民将与林带接壤的300米到500米范围内的秸秆还田，只花了100多万元就基本消除了一大隐患。

　　汪：基层工作不易，还在于干部群众之间的信任困境：发展的政策措施得不到群众认可，反被误认为是别有所图的瞎折腾。

　　邓：一厢情愿换不来发展。肥东县委书记杨宏星认为，基层工作好不好做，关键是看群众信任不信任我们的干部。决策过程透明、执行过程中干部没有私心杂念，群众就会配合我们的工作、信任我们的干部。他实名开微博，坚持每天把自己工作的主要内容晒到网上。

　　于：建立信任，把好事办好，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对处于执行环节的干部来讲，要真正从维护群众利益出发，多辛苦，用诚心、耐心与群众多做沟通解释工作。

　　杨：替民做主，百姓并不一定买账。万宁的一个村子拆迁，相关企业把安置区建成了一个看起来相当不错的小镇，但建房之前也没有同村民商量，完全是北方的模式，没有当地人喜欢的通透和采光，大家都不愿意搬迁。

　　汪：时代变了，老百姓的要求更高了，简单一句“法规政策不允许”未必有说服力，光凭着一股干劲横冲直撞也行不通了。既要讲政策，又要讲策略，既要说道理，也要讲感情。

　　禹：在一些征地、拆迁工作中，基层干部可谓是说尽了千言万语，想尽了千方百计，不知认下了多少“表叔”“表婶”，才完成了“天下第一难”的协调任务。

　　杨：“领导就是服务，干部就当辛苦”，基层干部的这种觉悟，让人感佩。每次台风来，都通过政府平台发出不许出海的通知，可是总有些渔民不听，觉得风头浪尾好捕鱼，可以多收些鱼。每次都有渔船被困在海上，总有基层干部被问责。表面看受了“夹板气”，但也让更多的干部多了份临渊履冰的精细和严谨，尽最大可能避免百姓生命与财产的损失。

　　于：基层事情具体，是政策执行的最后一站，没有闪躲空间。任务来了，再难也得干成，并努力干好。但现实生活中，一旦政策偏离实际情况，落实起来就会很难。

　　汪：“问题总出现在能力之外”，东乡县一位镇党委书记用这样一句话，来总结基层权力和责任与压力之间的落差。有时上级要求基层就地解决问题，化解矛盾，但基层可能并不具备相应的化解手段。

　　禹：“行政执法在上，责任追究在下”，是乡镇干部普遍的困惑。上级部门在制定政策时应更加尊重实际、尊重规律，是他们的共同心声。

　　邓：全新的社会舆论环境和不断变化的群众需求，也把基层干部的工作推到了“聚光灯和放大镜”下，息事宁人的“无为而治”不行，“一卡一罚、一抓一关”了事更不行。打造基层工作的“升级版”，对广大基层干部在素质、能力、作风等方面实现新提升的要求，从未像今天这样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