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版《最后的晚餐》是幅什么样的画

为什么会有红领巾、三道杠

这幅画的作者曾梵志出生于1964年，他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经历了渴望早日戴上红领巾、然后还能戴上少先队长袖标的小学时代。而由于小时候不讨老师喜欢，曾梵志一直没能入队，与红领巾绝缘。这件事成为了曾梵志的心结，但也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灵感。

1995年，曾梵志创作了右图中这幅油画，画中的红领巾、三道杠、军绿挎包、鲜花、蓝天、飞机，正是少先队员昂扬向上的标准写照，但仔细看人物，却给人深深的失落感。这种反差，是曾梵志自己渴望与未得到之间的反差，也是我们每个人成年后的状态与儿时憧憬的反差。

从此曾梵志将红领巾、三道杠作为他画作中的要素之一。

整幅画寓意中国的转型

到了这幅《最后的晚餐》里，红领巾、三道杠象征着转型前的中国。而《最后的晚餐》原作中叛徒犹大那个位置上，被曾梵志安排了一个不戴红领巾、而是打着金黄色领带的人物，曾梵志解释说“金色领带代表金钱，代表西方资本主义。打领带是1980年代才开始在中国普及的。”

根据这些要素，可知整幅画的主题很清楚，就是指中国改革开放、推进市场经济、告别“毛时代”的转型。但作品中似乎还含有很多意味，比如西瓜的瓜瓤，看起来“血肉模糊”，而人物的手上似乎“沾满鲜血”。

这种带有政治符号、包含政治隐喻的当代艺术品已经屡创天价

在中国当代艺术品拍卖价格排行榜里，遍布着红领巾、绿军装、天安门……这些政治符号。曾梵志的“面具”系列、张晓刚的“血缘：大家庭”系列、岳敏君的“大笑人”系列等，均有强烈的政治意味，而这样的作品已经屡创天价。张晓刚的《血缘：大家庭一号》在2011年拍出6562万港币；岳敏君的《轰轰》在2008年拍出5408万港币。

这样的画能值天价吗

首先，这样的画值钱关键不在于有政治符号

“血缘：大家庭”等系列画作的成功，的确让很多人嗅到了“商机”，以为打政治牌可以投西方人所好，将作品卖出高价。于是中国艺术市场上一时间出现了大量富含意识形态的作品，最终泛滥成灾。这类作品已经模式化，让观者感觉腻味，体会到的不是艺术性，而是矫揉造作。

而曾梵志、张晓刚等人开始创作带有政治符号的作品时，还是90年代初、中期，那时候没有什么“市场风向标”，他们的政治表达“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东西，描绘它们是挥之不去的记忆，自然而然的流露”。曾梵志创作“面具”，是捕捉到了中国人伪装自己的常态；张晓刚创作“血缘：大家庭”，是察觉到中国人思维性格的一脉相承；岳敏君创作“大笑人”，是因为“我觉得这是把中国人悲剧的人生用一种喜剧方式表达出来了。大家更容易接受笑的状态，因为他们内心太苦了，可能不愿意看见苦的东西，更希望看见一些明亮的东西，但实际上是一种悲剧的感觉。”

这类开创性的、自然而然的描写政治，才受到了国际认可。那种刻意贩卖政治符号的跟风作品，仍旧进了垃圾堆。

值不值1.8亿仁者见仁，但这样的画无疑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这幅中国版《最后的晚餐》完成于2001年，很新；而曾梵志今年也才49岁，不老。就是这样的“新人新作”，却拍出了天价，这与国人“收藏约等于古玩”的印象不符。

的确，中国的收藏家好古。《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调查报告》显示，2012年春季中国拍卖市场成交结果中，中国书画占50.41%，瓷器杂项占31.18%，当代艺术与奢侈品合起来才占了百分之十几。《胡润财富报告》的调查也显示，中国富豪更喜欢收藏古代字画和瓷杂。而据全球权威艺术媒体ARTnews2012年公布的“全球顶级收藏家200强”榜单，全球顶级收藏家收藏当代艺术的比例高达78%。

曾梵志、张晓刚等人的代表作品都是首先被境外收藏家发现和收藏的。这些境外行家敏锐的捕捉到了中国当代绘画艺术在传统模式之外有一股异军突起的力量。

曾梵志正是这股力量的最强组成。他在上大学时，没有按部就班的走那种去西藏新疆或者黄土高坡“采风”的路子，而是对身边发生的事情产生了兴趣。他看到武汉肉联厂的送货卡车上有冻肉，冻肉上铺了绿色油布，中午好几个工人躺在上面午睡，布盖了一半，有些肉伸出来了，有些人腿也伸出来了。于是曾梵志画了《肉联》。而在四年后的1996年，另一位中国当代艺术市场的宠儿刘晓东也画了卡车上的工人，这幅名为《违章》的作品在2010年拍出了3640万元。

左为《肉联》，右为《违章》

好的作品能触动人心，不管是《肉联》还是《违章》，都有这样的能量。之后曾梵志在90年代北漂，在北京这样的陌生人城市中，他看到了人的假面，并以此为主题创作了“面具”系列。在这个系列中，戴着面具的人们表面道貌岸然、嘻嘻哈哈，但是面具下面的人又是孤独和焦虑的。他的作品把这种反差刻画得淋漓尽致。

到了2001年，“面具”系列演化出了《最后的晚餐》这样聚焦大时代变迁的作品，是艺术家的又一次创新。可以说曾梵志从一开始就找到了正确的创作方法，持续保持高水准，又不断突破、注入新的奇思妙想。

所以说曾梵志的作品拍出1.8亿也许是偶然，也许有泡沫；但他的成功绝不是偶然，绝不是泡沫。他和张晓刚等人的天价画作，的确是当代艺术的巅峰之作。

天价是对中国真正优秀当代艺术的鼓励

《最后的晚餐》背后是中国当代写实绘画的发展

这里的写实，是指描写实际的社会生活。这样的一类绘画，实际上是在1990年代才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前，艺术创作被限制；改革开放后的80年代，限制少了，但人们面对新气象一头扎进了“激情燃烧”中。只有到了90年代，既减少了控制，也幻灭了激情，一些画家才开始静下来思考现实、描绘现实，摆脱了要么为政治服务、要么完全脱离现实的绘画常态。

曾梵志是这方面的先行者，他自述，“当时艺术主流是全国美展，作品都是主题性的弘扬，我毫不客气地说那是很虚伪的东西，比方说你住在城里，去农村呆两个星期，回来就画农村一个人放牛什么，它跟你的实质生活完全没关系，是特表面的东西。你每天经历的生活就在身边，应该表现当时内心的生存状态。特表面的东西，只会从特浅层的方式去理解，比如色彩挺漂亮的、构图挺别致的，或者你画的少数民族服装挺新鲜的，没有意思，我作为一个艺术家最反对这样的东西”。

所以，实际上是时代造就了曾梵志这样一批人；而曾梵志这样一批人把住了时代脉搏。“89后画家”创造天价、成为市场宠儿，并不是偶然。

国际市场为中国当代艺术打开一扇门

曾梵志们是相对幸运的。倒退十年，他或许就无法创作出《肉联》。因为直到1980年代初期，画家受到的控制还很多。罗中立的代表作《父亲》就差点被化神奇为腐朽，因为时任四川美协主席认为“这画好是好，就是没有反应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新气象”，于是罗中立打算把“父亲”手中的碗改成一本《毛主席语录》，只是无耐难度太大，才退而求其次在“父亲”耳朵上夹了一支笔，以示“父亲”还是会识字算账的。

当然，有了创作的自由，如果没有社会的承认，画家也难以为继。幸运的是曾梵志们的作品墙内开花墙外香，由国际市场首先提供了支持。而随着中国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融合，中国当代艺术或将在中国市场上迎来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