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权威的体育场馆运营专家、北京体育大学教授林显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份《意见》的出台，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我国大型体育场馆普遍存在的闲置率高、社会效益较低的问题，也将减缓我国大型体育场馆继续增加的速度。但这份《意见》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大型体育场馆的运营难题吗？能成为缓解老百姓健身场地不足的有效手段吗？林显鹏的答案是否定的。

　　林显鹏认为，长期以来，很多媒体和老百姓都以为我国大众健身场地不足与大型体育场馆的利用率不高有着必然联系，这本身就弄错了对象，“没有哪个国家是把大型体育场馆当作全民健身设施使用的。”林显鹏表示，“我国大型体育场馆普遍存在的运营问题，不可能以场地用作全民健身的方式来解决，老百姓健身场地不足的问题也不可能靠开放大型体育场馆来解决。倡导大型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只是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的办法。”

　　大型体育场馆运营成无解难题

　　林显鹏表示，实际上，对比西方很多国家，中国大型体育场馆设施的数量和面积还远远不足。但为什么中国并不算多的体育场馆依然普遍存在利用率不高的问题呢？“大型体育场馆的运营，主要依靠成熟的职业体育赛事体系和发达的体育产业来支撑。”林显鹏说，目前在中国，无论是职业赛事体系还是体育产业，都十分稚嫩。

　　在著名体育学者、江西财经大学副校长易剑东看来，大型体育场馆的运营，在中国已经成了一个无解的难题。

　　2012年～2013年，易剑东曾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美国考察了一年，“我离开纽约时，这座城市正准备上马几个大型体育场馆工程，纽约的大型体育场馆资源本来就很丰富，但仍旧不能满足需求。我曾详细了解了美国大型体育场馆的经营收益来源，包括场馆冠名权、赛事门票收入和赛事电视转播权收入。美国的一些大型体育场馆的冠名费一年能达到1亿美元，举办体育比赛的年入场人次达到5000万至7000万人，还可以从总额动辄为数十亿美元的职业赛事电视转播权中分成，这些巨大的收入来源，是中国大型体育场馆不可想象的。”

　　保证美国大型体育场馆盈利的关键，是发达的职业体育赛事体系和体育产业，这也是西方国家大型体育场馆运营的通行模式。

　　“由于没有发达的职业赛事体系和体育产业作依托，中国的大型体育场馆普遍存在闲置问题。加之目前全民健身场地不足的现象也比较突出，现在，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扶持大型体育场馆免费或低收费向公众开放的《意见》，以中央和地方财政承担场馆的开放成本，这既能提高大型体育场馆的利用率，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全民健身场地的供给。”林显鹏表示，“但总的来说，这是目前没有办法的办法。从长远来看，大型体育场馆还是应当体现出用于办赛的价值，而全民健身场地不足的问题，只能通过加大力度修建社区体育场馆的方式解决。规模不同的体育场馆有着不同的服务定位，大型体育场馆和社区体育场馆从功能本质上来说就是不同的。”

　　中国大型体育场馆的运营困境，揭示了长久以来中国体育产业缺乏与外界联动和融合机制的弊端。由易剑东担任首席专家、于12月22日结题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课题——《中国体育产业政策研究》报告，就给出了“建立体育与文化、休闲、健康、旅游、娱乐等产业领域嵌合与联动机制”的建议。“从欧美国家体育产业的实际发展经验看，一个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体育积极主动融入文化、休闲、娱乐、健康、旅游等领域，并获得无可替代的地位和相应的政策支持。”但易剑东认为，目前中国的体育产业与其他领域联动的程度还很低。

　　在欧美国家，体育产业占GDP的比重大约在2%～3%，易剑东介绍说：“在美国，体育产业是第七大支柱产业，每年的产值是汽车产业的两倍。”但目前中国体育产业占GDP比重只有0.55%(2010年数字)，且7成以上是由体育用品制造业贡献的。

　　包括赛事、运动员、教练员以及大多数的大型体育场馆设施在内的中国体育产业核心资源，绝大多数都掌握在体育主管部门手中。但与中国经济社会快速进步和巨大国内市场空间不相称的是，中国体育产业多年来发展缓慢。

　　“近几年，中国的体育主管部门已经开始有意识地与其他领域合作，但主动性还是显得不够。”易剑东表示。

　　中国体育主管部门的工作重心是竞技体育，竞技体育又以奥运战略和全运战略为重中之重，体育主管部门所掌握的体育产业核心资源，自然首先要为这两个战略服务。“市场能够发挥好作用的事务，政府就不该管。”政策研究专家、中国社科院青年中心副理事长蔡礼强表示，“政府应该承担的是体育的公共服务职能，如公共体育场地的提供。而职业体育、竞技体育和可以由市场完成的体育产业活动，应该还给市场。”

　　受市场经济调节的体育产业活动，能够更高效地实现产业价值的最大化，还要主动跨界发展，这是西方体育产业发达国家提供的可借鉴之道。蔡礼强表示:“我们国家这些年出台了不少体育政策文本，但能够真正落地的却不多。为什么？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根据易剑东对欧美国家的研究，这些国家几乎没有出台过专门针对体育领域的政策，但涉及到文化、健康、休闲、娱乐等方面的政策,往往会提及体育，比如美国新建的公园,一定会按要求辟出公共体育用地，英国的国民健康政策也一定会涵盖促进群众体育的内容。在易剑东看来，体育本来就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而在中国，无论是竞技体育还是群众体育，都被视作体育部门的“自留地”。易剑东表示：“我们也建议中央政府和国务院有关部门，在制定产业政策时，不要拘泥于部门区隔而丧失产业融合的良机。”

　　需从战略角度看待体育产业

　　如果能够打破部门的间隔，让体育与其他领域融合发展，困扰中国体育产业和体育事业的许多难题就有可能迎刃而解。

　　比如全民健身场地不足的问题，中国现在的土地资源有限，新建全民健身场地的空间有限，但易剑东给出了一个在西方国家常见的解决方案，“中国的人均体育场地面积只有西方发达国家的1/15，但我们的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却与西方发达国家相差不大。在西方国家，公园绿地同时也是公共体育活动场地，草坪上可以踢球。如果我们的体育与城建、园林等部门合作，经科学合理规划和规范管理，公园绿地、住宅小区绿地和体育活动场地就可以实现三者的结合。”

　　而大型体育场馆的运营困难，也可以在健身娱乐业和赛事表演业快速发展后得以解决，但这需要体育主管部门放下紧紧握在手中的赛事和运动员等核心资源，让其在市场经济中得以充分发展。

　　国民体质监测数据表明，近年来，我国国民体质整体上呈下降趋势，特别是青少年体质持续下滑的现象，已经引起国家的高度重视。易剑东认为，国民体质下滑与国家体育公共服务总量不足、结构不平衡、提供方式单一、运行机制不畅等诸多因素有关，国民消遣和交往方式消极的因素也不可忽视。

　　有效促使国民体质尤其是青少年体质回升，需要整个国家公共体育服务水平的提高，也需要国民体育消费观的建立和体育消费市场质量的提升，而事实上，国民的这些需求已经无法由体育或教育部门凭一己之力解决。易剑东建议，国家要从战略的高度来看待体育和体育产业。

　　本报北京12月28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