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受到鼓动为自身信念杀人的人一定不正常，甚至有精神病。这些准备用炸弹袭击满是儿童和青少年的音乐会或是撞死桥上行人的人一定或多或少是疯狂的。心理学家们表示，这种对恐怖主义的合理化解释看似诱人，但并没有多少科学依据。
“认为恐怖分子存在共同的心理特征是不正确的，”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的保罗•吉尔(Paul Gill)和埃米莉•科纳(Emily Corner)写道：“似乎没有（哪一种）精神疾病能够作为预测个体投身恐怖主义活动的依据。”
两人对四十年来相关研究的分析发表在期刊《美国心理学家》(American Psychologist)4月的一期有关恐怖主义和激进化的专刊上。
在各国艰难地遏制这种威胁之时，心理学界正痛苦地接受自身的局限性。尽管进行了数十年的探索，在理解为何一些个人会被鼓动、将极端思想化为杀戮行为方面，学者们并无进展。
“每一个学科都做出了大量试图理解恐怖主义的努力，但有关如何预测和防止恐怖主义，很多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答，”亚特兰大乔治亚州立大学(Georgia State University)的心理学教授约翰•霍根(John Horgan)承认，他是上述专刊的客座编辑。
这份研究综述挑战了很多普遍假设。比如，恐怖主义行为发生前不一定会有个体存在激进思想的证据。因为99%拥有激进思想的人从未付诸行动，宾夕法尼亚州布林莫尔学院(Bryn Mawr College)的研究者们称，想当然地将二者混为一谈是不得要领的。
思想变得激进从而走向极端主义，与转化为极端主义行动可能是不同的心理过程。该理论涉及一个极其困难的挑战——推测该跟踪谁以及何时出手干预。在英国，安全部门正在进行500项调查，涉及3000人。还有2万人被认为与过去和最近的一些密谋存在关联。
在一个泛起层层涟漪的池塘里，要点是不断地找出少数几块作乱的石子。
防范恐怖主义行为的重点在于预测谁准备发起袭击。安全部门此前就知道分别在威斯敏斯特和曼彻斯特犯下罪行的哈立德•马苏德(Khalid Masood)和萨勒曼•阿贝迪(Salman Abedi)，但并未将这两人列为首要威胁。
这是安全链条中的脆弱环节。爱尔兰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Ireland)的心理学家基兰•萨尔马(Kiran Sarma)指出，风险评估所依据的科学基础存在严重缺陷：被冠上恐怖主义标签的行为是多样的；风险和适应力因素方面都缺乏证据；存在“低基础比率”问题，也就是说在总人口中恐怖分子的人数非常少，难以据此进行可靠研究。因此，像精算师计算保费那样去度量恐怖主义风险——加总“危险因素”——无法抓住每一个人。
因此，防胜于治。在这方面，政治人士需要少说话，看看这份研究。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儿童医院(Boston Children’s Hospital)的研究者们表示，证据表明社群内的紧密社会联系或许能够通过强化社会准则，限制激进化。
但这种努力应该由社群来做出，而不是依靠外部机构自上而下地控制。否则，群体将会感觉被羞辱、受委屈和被歧视。这将进一步加剧个体的脱离：脆弱的个人可能会受到引诱，转向极端主义的身份认同。
因此，表面上将伊斯兰教等同于恐怖主义，从而疏离整个社群，是一种危险的策略：这么做可能只会扩大抱有极端主义思想的人群，而恐怖主义行为者能藏身这个群体中。令人胆寒的事实是，心理学家和政府都不知道前者何时、甚至是否会转变为后者。
译者/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