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的活动正搞得热火朝天，今年的8月15日和9月3日将是这些活动的高峰。由此而激起的政治争吵，亦是热火朝天。这两种热火朝天虽然牵扯的问题浩如烟海，却又都是聚焦在中国的两大“百年老店”——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之上，为我们沉思和解构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被迫和主动转轨（其含义是广东人俗话的“转胎”）、转型（其含义是皖南人俗话的“眼睛一眨母鸡变鸭”），提供了70年才可能遇上一次的绝妙机会。

一场跨海和跨党的争吵

这场大争吵中最引人瞩目的，当属跨越台湾海峡的交锋——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互不买账、互相指责。当今国民党高层中唯一亲身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元老郝柏村2014年以95岁的高龄，三趟旅程特地走访了大陆华北、华中、华南，重返当年抗战的主要现场。他事后大发议论并出新书《郝柏村重返抗日战场》，反复指出：1949年以后，抗战历史在中国大陆因为内战的关系，有许多遭到隐瞒与扭曲。郝尤其感慨的是，他在上海参观抗日战争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松沪战役的纪念馆，发现里面的说明“百分之九十九都是假的！”郝强调：作为一名抗战老兵，他有使命感，希望历史真相能够传下来，呼吁中共在22场死伤人数均超过30万人的抗战大会战的地点，都能建造一座抗战纪念馆（吴燕玲：“呼吁中国大陆建22座抗战纪念馆”， BBC，2015年7月1日）。

郝柏村的言论，自然遭到大陆官方人士的严厉驳斥。如果中共一方的驳斥是出自于一位资历和地位与郝相当的人物，那也挺富有历史意味，因为国共双方的老兵可以凭着自己亲身参与抗战的细节，来为历史作证，以正视听。

然而却不是，中共一方是一位毫无抗战经历的军校教员，所引用的资料也是隔山打牛式的遥远间接说辞（徐焰：“驳郝伯村老先生国共抗战功绩论”，2015年7月4日《环球网》）。幸亏出于统战工作的需要，该作者措辞礼貌，没有像以前的中共宣传文章一样，直接斥责郝柏村其实是国共内战中的残兵败将一伙。不过，内地网上附和此文的众多评论却毫不客气，其用意是：如果当年不是逃跑得快，留在了大陆，你郝某早就被当作“国民党反革命军官”给镇压掉了，还容得了你今天跟中共来争大是大非（这类评论直接源于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46—1348页）？你郝某人如果花点时间检索一番，马上就能发现，当年领导你们的国军抗战名将，留在大陆的大多数人都进了牢房，普通的国军抗战士兵，无数人都被当作“地富反坏分子”给消灭了（参阅宋永毅主编：《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运动数据库》，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2014年）。今年年初在中国内地多种媒体上广为议论的张灵甫遗骨回乡入土安葬一事，就是明证。

正如海外华文媒体所讥讽的，这位当年的抗战名将，过去在“中华民国忠烈祠”里，是每年春秋两季由“总统率领文武百官献花致祭的英烈”；而在中共的官方记录里，则是国共内战中被“击毙的蒋匪军官”。

隔海争吵，尚有节制

马英九紧随着郝柏村，也出马参与这场大争吵，并主持了台北市的“抗战胜利暨台湾光复70周年”特别展览。作为学者出身的马，当然少不了引证具体数据和历史文献，包括中共本身的文献，来说明“八年抗战，中共确有参与，但参与的比例有限。……惟近期有中国大陆报导扭曲史实，这一点我觉得没有办法接受”（详阅台北中央社，2015年7月7-8日多篇特稿及历史图片）。对中国近现代史国族血脉真心认同的马英九，前不久出访拉美国家途经美国的时候，还特别亲手颁发抗战纪念章给旅美的抗日老兵或家人。

好在如今的国民党高层也很“识相”，这次跟中共争吵时并没有讲太伤对方面子的话。特别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扩大”的指责，过去几十年里都是国民党指控对方“空喊抗日实反国府”的这把杀手锏（陈孝威：《为什么失去大陆？》，台北，中国美术印刷厂，1964年初版），目前就没有被挥舞上阵。笔者体察，究其根源，是如今的国民党领导层两面受敌，不敢太得罪中共一方。他们眼下最切近的困境，乃在于“领导中国八年抗战”的光荣传统，在台湾本土并不广受认同（威克：“台湾的抗战：在被抗战的地方纪念抗战”，BBC，2015年7月20日专访抗战在台湾的另类解读）。

国民党要在已经启动的台湾大选中赢得足够的选票，就不能够太伤害本土选民的感情——岛内的民众、尤其是政治活跃群体，并不把国民党在大陆抗战的功劳，当作其主政台湾的资本。国民党要多得选票，还少不了中共对台政策的遥相呼应，就是在国民党执政时多给台湾实惠的经贸利益，同时向国民党的头号对手民进党多发出武力阻止台独的威胁信号。一手硬，一手软，来维持“一中各表”的局面。

国民党对共产党指责的立足点

国民党过去几十年里指控毛泽东“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扩大”的谋略，是“空喊抗日实反国府”的诡计，这把杀手锏的立足点，是中国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挥舞此锏，站在国民党的正统立场来看是义正词严，而站在共产党的正统立场来看，则是不值一驳，因为全世界所有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皆起源于国际主义，恰恰是与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对着干的。

奠定这个彻底国际主义原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不断地开导各国共产党：一旦你们的祖国与他国发生战争，你们一定要与敌国的劳动人民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绝对不要与本国政府一同抗敌作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4卷第411-412页、第16卷第15页、第18卷第566-567页）。列宁的最大贡献，是把这个原则变成了具体政策。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大计划是“变国际战争为国内战争！”也就是趁着国际战争严重削弱了本国政府的良好时机，发动内战以推翻国家政权，取而代之（《列宁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第21卷第325-326页）。正是靠着这样的天才谋略，他和托洛斯基等人率领革命党，在第一次大战拖垮了本国政府的千载难逢之际顺利暴动，一举成功执政。

列宁的谋略，就是此后全世界共产党的首要革命手册。毛泽东清醒地以此为蓝本，拟定了中共在抗战中的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才能够在七十年之前的那场国际战争刚结束时，猛击被抗战拖得半死的国民政府，成就了执政大业。国民党从1920年代初期起就开始学习列宁主义，一直到1940年代末，都只是学到一些皮毛。而毛泽东学习，马上就学到了列宁主义的绝招，且一直珍惜这把“大刀”，终身不弃不离（《阎明复回忆录》，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卷第265-269页）。国民党老的领导层从败退到台湾之后，才痛切反省这些，似乎慢慢学到了靠近核心的一些列宁主义要素（丁学良：《潘佐夫、梁思文<毛泽东：真实的故事>中译本导言》，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5年）。

从国际主义到民族主义

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日引发的跨海和跨党大争吵所涉及的以上历史细节，很多人都不会感到太陌生。不过，这些大争吵背后透露出的深层涵义，却值得当代国人一再反思，不然胜利七十周年的纪念活动，就丧失了许多的教益。

所有这些争吵的背后，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所目击的“二转”，即上述两大政党的转轨和转型。在抗战期间以列宁的国际主义谋略壮大发展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过去26年里已经完全转轨到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道统（legitimacy）之中，并且它还要极尽全力把当年国民党积累下来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历史资产给夺过来，为己所用。而以中国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为根本的中国国民党——不要忘记，该党的英文名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就是“中国民族主义党”——自从离开中国大陆以后，就越来越难以把它的根本作为执政的支柱。到了强人统治者两蒋去世以后，不得不逐步转型为一个以本土选民为基础的政党。

郝柏村、马英九这类政治家是如今国民党高层里面真心认同中国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极少数人，所以他们对如何记载和纪念抗战是那么的看重。待到马英九这样的人退出政治舞台以后，国民党高层里面就是本土人士当家了，他们不会那么在意中共这边是怎么记载和纪念抗战的。到了那时候，如果北京还继续用中国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跟他们交谈，不啻是用文言文对“90后”客户做广告。台湾选民里面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基本的政治定位和身份认同，在最近一个多星期的中学历史教科书“课纲”风潮中，展示得一览无余。他们对任何试图强化台海两岸“一中”架构的政策，都会缠斗到底（参阅台湾雅虎奇摩新闻“課綱系列”，2015年8月10日首篇及续文）。

目前有关二战胜利七十周年纪念日的争吵，并不仅限于台海两边的国共两党。这场争吵同时具有跨国和跨洲的延伸效应，直接牵涉到“中国再崛起”和“亚洲再平衡”。此乃我们接下去要讨论的主题。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