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16日印度总理莫迪开启了中国之行，这是他就任总理以来首次访问中国。对于中印关系发展而言，个中意义虽称不上具有开创性，但是却足以“承前启后”。基于他在印度国内享有良好的民意基础，又有印度人民党在议会中的绝对优势，完全具备在外交上“积极有所作为”的可能。拭目以待两国领导人将如何共同规划中印关系新图景，能够缓解印度“象”对中国“龙”的消极认知。

印度“象”眼中的中国“龙”是什么样子的？2013-2014年，我因工作需要来到新德里。短短一年多时间，深刻感受到中印在认知上的巨大鸿沟。接待初到印度的国内同行，他们都不免向我表示惊讶，惊诧于中国“龙”在印度“象”眼中的形象之差。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2013年的民意调查也显示，印度民众对中国的喜爱程度仅高于巴基斯坦，却远低于其他大国。

“一百个读者眼中就有一百个哈姆雷特”，而一百个中国人眼中可能也有一百个印度。有的来到印度后，流连于印度独特的文明、宗教、艺术，“人未离开，却已经思念”。也有到了印度之后，不堪“杂乱差”的卫生状况而“归心似箭”。没有到过印度的中国人中，多半有一种“嫌贫爱富”的情绪，甚至可能夹杂着种族歧视的倾向，称印度为“阿三”。

那么，印度是怎么看待中国的呢？

遭遇印度版的“政治正确”

由于经常穿梭在新德里的各个研讨会上，偶尔拜访印度的各个智库、高校及专家学者，大抵能够掰着手指头数出新德里的中国问题研究的大咖。虽然他们都有过在华访学、游历的经历，然而极少有过较长时期在华访学的过程。对于印度年轻一代的中国研究者来说，既缺乏长期实地考察的经历，也很少有人能够熟练使用中文。造成的结果是，印度国内对中国的研究依赖的资料来源更多的是西方媒体，甚至主要是国内的激进报纸的英文版。

更大的问题似乎是，印度国内在讨论中国问题时，常常陷入印度版的“政治正确”导向中。当然也不缺乏像谭中等人主张的“中印大同”，但是隐隐之中，印度媒体和社会似乎存在一个非正式的“禁忌”——不可以或者尽量少去积极评价中国，“疑华”、“反华”言论颇能得势，这一点在非官方的战略分析家、退休军官中表现尤甚。这种“政治正确”的舆论导向在不停地自我组织、循环产生。即便一些“知华人士”，在印度媒体和电视辩论中，常常也充满消极评价。

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很多，中国方面的过错肯定是存在的，如中国在对外行为中常常显露出的“自我中心”的行为方式。例如，中国学者批评印度对“一带一路”不支持时，印度学者争辩说，中国外交有种“天朝心态”，喜欢作出决定后，“逼迫”他人接受，事前不曾沟通、寻求共识，事后也没有以平等姿态与印度商讨。印度是个大国，而不是随意跟班的小伙伴。

当然，另一方面，可能由于印度媒体不受官方任何控制，民主制度提供了表达言论的自由，媒体为了获取社会影响力而故意渲染出“另类”中国。以所谓中印边境的“越线”事例为例。边境上的“越线”源于彼此对实控线认知的不一致所致，但是印度媒体普遍使用的是“侵入”一词，已经预设了过错方，中国就得扮演“侵略者”的角色。媒体常常一窝蜂地报料、跟进、炒作，而这种取向的报道（印媒称近些年来中国边防军每年大致有300-500多次的越线）很容易就呼唤起印度普遍的“历史悲情”。当现实的边界问题谈判受阻，掺杂上了复杂的情感因素后，就使得“恨意”难以消解，也使得过去主流的历史叙述不停地被激活。

对于中印复杂的历史，印度有一种经常浮出水面的“悲情版的”叙述：1950年，刚刚成立不久的社会主义中国“入侵”了西藏，尼赫鲁基于良善的友好意愿，默认中国“占领”，同意结束印度在西藏各种特权。为帮助中国早日结束朝鲜战争，印度居间各种费心，各种支持中国加入联合国。尼赫鲁将中国带入了非社会主义国家构成的第三世界“朋友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外交闪亮全赖尼赫鲁的极力引荐。随后近三年的边界问题的口水战中，尼赫鲁只是夸夸其谈要“清除中国军队”时，中国却“早有预谋”，出其不意地“从后背捅了印度一刀”。印度“完败”，然后中国“骄傲地”宣布“完胜”，将印度从第三世界的领袖打入到谷底，随后印度外交出现各种窘局，尼赫鲁身体健康受损，1964年5月逝世。

这种“悲情叙述”最初不过是战争后不少政治家们逃避自身责任的托辞。到1970-80s年代已经受到不少批判，很多学者已经相对客观地去分析二者的过错。2012年印度国内对边界战争60周年的讨论，显示出比较客观而理性地面对历史的态度了。但是“悲情叙述”作为一种叙述结构，却一直渗透在中印关系之中，不停地复活出消极情感。

中印是敌人、朋友还是伙伴?

中国到底是印度的朋友、伙伴还是敌人呢？印度政府文件或者官员表态，都持温和看法，普遍的表述是，“中印是合作伙伴，不是竞争对手，双方的共识远多于分歧，共同利益远大于矛盾冲突，世界有足够空间供中印同时发展”。双方关系的官方定位是“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2014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印时，更称双方要“夯实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构建“更加紧密的发展伙伴关系”。

这种关系定位得到很多印度学者、官员的支持，他们认为“朋友可以选择，但是邻居却是无法选择的，要世代相处下去”的思路。

然而，在印度战略分析圈内，特别是报纸的专栏作家群里，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也大有人在，经常听到的是“中国是印度的头号威胁”，“中国对印度进行战略包围”。印度政策研究中心的切拉尼可能是这一极端派的典型。他常常喜欢给中国贴上各自形容标签，如“背信弃义的”、“咄咄逼人的”中国，称中国是一个“缺乏透明度的专制主义国家”。过去这种极端言论在印度的市场并不大，但是现在切拉尼却能够经常活跃在各类媒体，足以显示出他在印度受欢迎的程度。

“中国到底需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印关系？”，这也是很多温和的印度观察家们期待中方给出答案的问题。他们也经常认为，中国没有足够真诚地把印度当作平等的“伙伴”或“朋友”来看待。

例如，中国主张国际关系民主化、多极化，主张发展中国家应该发挥更大作用。但是，在印度寻求加入联合国安理会的问题上，中国却没有公开支持。印度试图加入东盟峰会中国也试图从中阻拦。俄罗斯一直支持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却由于中国的犹豫而迟迟不得入内。另外，让印度怀疑中国不够平等真诚的原因是，中国与巴基斯坦之间的“全天候伙伴关系”。中巴看似对印度发挥构成了严重制约，总是试图把印度限制在南亚地区大国的角色上。尤其是中国的很多做法总试图将巴基斯坦与印度平衡对待，这就进一步坐实了中国试图“以巴制印”的“企图”。

显然，这种差异是由于双方认知结构上的不平衡所致。印度一直“高看”自己，尼赫鲁以来就孜孜以求大国梦，将自己看作南亚责无旁贷的唯一领导者。而中国则“小看”印度，二者之间自然形成比较大的落差。另一方面，中国在外交上为了能够满足印度的大国追求，看似高调地拔高印度的全球地位，拔高中印关系，然而一旦要这些言辞落到实处，却又无法兑现。这就形成了二者模糊不清的关系定位，到底中印是敌人、伙伴，还是朋友？谁也不敢确定。

中国是印度国家身份构建的“他者”

中国是印度构建自我认同的某种标杆。举凡印度在某一领域取得成绩，例如，“烈火”导弹试射、航母下水、组建山地师等，用来参照的对象常常是中国。虽然被印度视为参照系并没有不好，但是印度媒体常常喜欢使用自大的言辞。过去，印度的比较常流露出某种优越心态。而现在的比较则明显趋于理性，但是偶尔却可能转向另一种情绪的流露，即中国应该多帮助印度，中国有“义务”帮助印度，这显然又与中国“伤害”的历史情节挂钩在一起。

热衷中印不同体制的比较是全世界不少学者引导所致。对于印度民主，印度很多人都认为，这是这个“不可思议的”国家能够存在的基础，成为印度的国家身份。澳大利亚罗伊国际政策研究所对印度做的一项民调显示，70%印度人认为民主是最好的政治体制，95%以上的印度民众支持“选举投票和言论自由的权利”。对印度作为世界上最大民主国家的高度认同，已经融入到印度的外交之中，在美日欧积极鼓励推动下，印度也乐于以共同价值观搞“民主自由菱形”等联盟。正由于印度对民主的这种情感，导致中国“践踏人权”的事例常常也受印度媒体喜爱。但是，当很多印度精英谈到印度经济发展的效率时，却又羡慕中国的制度，指责印度权力过于分散的政治制度阻碍了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印度早已开始学习中国的各项经济改革，如经济特区等，但是固有的制度阻力仍旧发挥着重要影响。

给现实问题制造障碍

消极认知给彼此的现实问题设置了障碍：一是互信程度低，特别是在边界问题上。印度认为中国没有诚意要解决边界问题。中方不愿继续核实实控线，目的是保持对印度的压力，作为敲打印度的大棒。新德里的部分专家给出的理由是，中国为什么和所有周边国家都解决了边界问题，却不与印度解决？为什么中国在领土边界问题上对其他国家“慷慨大方”，对印度却强硬地斤斤计较？这样的解读显然脱离了对问题本身的分析，带上了严重的情感色彩。

二是对中国的安全担忧与防范。越来越大的实力差距，导致经济合作容易“政治化”，小米、华为手机等常常受到所谓“安全审查”。中方诚意的合作项目，印度担心是“烫手的山芋”。以最坏的未来可能猜度中方的意图，得出消极的答案。就像“一带一路”在很多印度分析家看来是中国侵入印度“南亚后院”的策略，逐步将印度边缘化的大战略一样。

概言之，印度“象”眼中的中国“龙”现在也许并不美妙。未来可能发展成欧美理解的那种会吐火的dragon，也可能是中国语境下的祥兽。未来如何发展，除了印度因素，也许中国也要检讨外交中的“喜怒无常”，冷热变化之大常令印度“象”伤透脑筋。强者不任性，设定一以贯之的对印外交目标，搞好人文交流，应能逐步实现龙象共舞。

（注：本文作者系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