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一位“意外来客”，已有60多年历史的京城小吃连锁店庆丰包子铺火了。当习主席点了二两葱肉馅包子、一份炒肝、一份芥菜，亲自排队取餐、吃饭的照片被传上网之后，他所就餐的月坛店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迎来了越来越多的顾客。甚至有客人专程坐高铁从武汉、天津等地赶来，只为点一份“主席套餐”。

    中国最高领导人带来的“好生意”能量有多大？看看下面一组数据就知道了：据介绍，月坛店现在每天葱肉馅销量比以往翻番，中午时候，等待取餐的有近500人。2013年12月30日这一天，单店营业额创下历史最高。庆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徐林在接受采访时称，整个连锁企业的猪肉大葱馅包子销售量增长了4成多。全市猪肉大葱馅包子和炒肝日销量增长了四倍，销售额增加了五成，超过八成顾客点了“主席套餐”。与此同时，企业总部电话被打爆，每天大约会接到三四百份加盟咨询和申请，加盟店的开张费高达120万……作为一国、一个地区的领导者，他的一言一行都被放大到镁光灯下，成为众人模仿、评价的对象。如果领导人有足够的影响力并受大众欢迎，不论是领导人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甚至是领导人的生活方式，都可能带来不可思议的“好生意”。

    “好生意”从古就有

    领导人带来的“好生意”从古就有。只不过有时是“无心插柳”，有时是刻意为之。比如一些传承至今的老字号，因为有了领导人带来的“好生意”，也就造就了一些成为美谈的“好故事”

    1868年8月8日，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小儿子詹姆斯·德·罗斯柴尔德男爵在一个公众拍卖会上买下了波尔多酒庄中的“老字号”拉菲酒庄。作为欧美上流社会的宠儿，路易十五的元帅黎塞留将拉菲比喻为奥林匹斯圣山上的琼浆玉液，声称是他让自己充满青春活力，保持面色红润，远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总统杰斐逊也是拉菲的粉丝。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于那些迷恋着拉菲的人而言，他们饮下的就不仅仅是一杯酒。

    无独有偶，中国的洋河美酒与领导人也有颇多的历史渊源。在隋唐和明清时期，先有隋炀帝南下大运河留下“看景看扬州，饮酒饮双沟”的说法，到清朝雍正年间，洋河酒即有“福泉酒海清香美，味占江淮第一家”之美誉，是皇室贡品。下江南时五次住在宿迁的乾隆，曾经十分留恋这里的洋河酒。1757年正月，乾隆皇帝第二次南巡更是留下了“酒味香醇，真佳酒也”的赞叹，据载洋河大曲的名字，就是乾隆当时所题。乾隆的御笔亲封，使洋河美酒更加声名远扬，也直接刺激了洋河酿酒的兴盛，据统计，至清光绪年间，洋河酒坊多达27家，省内外70多名酿酒师云集于此，洋河酿酒空前繁荣。“福泉酒海清香美，味占江南第一家”成了洋河制酒业兴旺繁荣的真实写照。史料记载，每逢重大节日，洋河镇俨然一个小商业圈，运送御酒的车辆及各路客商络绎不绝。

    曾经的皇室贡品如今已经走入了寻常百姓家。不论是拉菲还是洋河，因为有了领导人的青睐，品牌故事笼罩在美酒身上的光环使得饮用者喝下的是一段传奇，也使得他们似乎分享到了那份传奇的荣光。

    美酒的盛行是领导人长期青睐的结果，而领导人“无心插柳”的“顺手”的举动、领导人的身体力行更能让服饰和生活方式风靡一时、甚至改弦易辙。在电视剧《后宫甄嬛传》里，雍正皇帝亲手给甄嬛画了个梨花在额头，取名“姣梨妆”，在京城广为流传，许多女子希望能够因此夫妻恩爱和顺，令人艳羡。在战国时期，为了抵御北方胡人的侵略、富国强兵，赵武灵王号令全国着胡服，习骑射，并带头穿着胡服去会见群臣、训练将士骑马射箭、结合围猎活动进行实战演习。在赵武灵王的亲自教习下，国民的生产能力和军事能力大大提高。从胡服骑射的第二年起，赵国的国力就逐渐强大起来。后来不但打败了经常侵扰赵国的中山国，而且还向北方开辟了广阔的疆土。

    没订单，没面子

    在近代，领导人带来的“好生意”更多时候是通过外交来完成的，“好生意”因此有了政治和经济因素。

    曾任美国加州州长的阿诺·施瓦辛格多次来华访问，不遗余力地推销加州。在第七届网商大会上，细心的施瓦辛格为马云准备了一份生日礼物——一套“终结者”行头，并称马云是中国版的“终结者”，该考虑邀请他出演《终结者》第五集。而马云给施瓦辛格的回礼更加贴心和实惠——提振经济的一帖良药“施瓦辛格新兴计划”，旨在辅导加州大学生创业。在参加《哈利·波特与火焰杯》在中国的首映式时，施瓦辛格带来了一个约由75名企业代表组成的经贸团，目的是“要向市场推广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各种各样的产品，包括农产品、食品、红酒、葡萄酒等，还有我们的环保技术、银行管理的经验技术等”。

    无独有偶，作为中国第四大投资目的地国，为了提振经济、帮助英国企业引领经济在出口拉动下实现复苏，英国首相卡梅伦将增进与中国的商贸关系作为其政府的一项首要工作，率英国商贸团来华“掘金”，签订一系列商业协议。在卡梅伦第一次来华时，仅中国东方航空公司就和英国劳斯莱斯公司签署了高达7.5亿英镑的订单和3亿英镑的对英投资；在与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举行会谈后，中英两国签署了在投资、科技创新、金融、司法、文化、卫生等领域10个合作文件。在法国总统奥朗德访华时，中国签单采购了空客飞机和核能技术，习近平访俄时，中俄双方签署了油气方面的巨额订单……领导人互访，如果不能签署几份有价值的商业订单，往往就被解读为外交上的失败，不仅领导人脸上无光，回到国内也无法向殷切期盼成果的、手握投票权的民众交代。从公布的订单金额上，从订单涉及的产品和领域上，也可以清楚地分辨两国的关系是亲密还是生疏。

    不考虑经济的订单不长久

    领导人带来的“好生意”有时是为了实现经济目的，有时政治、思想目的占了上风。郑和下西洋历经东南亚、南亚、西亚和非洲许多与中国有传统的直接、间接贸易联系的国家，民间贸易原本有利可图，但为了“柔远敦睦”和显示明帝国的富强国力，做起了赔本买卖。这种无利可图甚至牺牲经济利益的订单必然无法长久，在郑和死后多年，明朝皇帝试图再次启动下西洋“工程”时，惊恐万状的户部官员竟把郑和留下的档案藏匿、销毁。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争取外交空间，摆脱被封锁、包围和孤立的局面，中国购买和换回了一些本不需要的东西，比如1953年4月号称“新中国非洲进口第一单”的埃及棉花订单、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时购买的米格-19战斗机、周恩来访问伊拉克时进口的椰枣等。这些订单和中国对非洲、朝鲜和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援建和援助项目一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了特殊的外交和政治作用，甚至为中国重返联合国铺平了道路。但是随着外交局面和国际局势的改变，以往“政治优先于经济”的外贸外援政策被打破，中国开始注重经济效益和政治、外交效应的平衡，不考虑经济效益的订单已经很难出现了。

    古今中外，叱咤风云的领导人不仅带来了一桩桩“好生意”，也留下了一段段好故事和不朽传奇。

    文 | 林南

    本文系新华网国际频道刊载《世界博览》2014年第2期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