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夜晚，一位年轻人在北京站等候列车。本报记者 杨杰摄

    编者按

    坚守还是逃离？正成为越来越多在“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打拼的年轻人面临的一道选择题。

    当专家们还在从数据里论证“逃离北上广”是不是个伪命题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生活成本上涨对他们发展空间的挤压。为此，我们试图以北京为样本来探讨这一现象。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全国房租价格已连涨42个月，北京市房租价格更是自2009年3月以来连续52个月上涨。9月，北京市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3.3％，其中房租同比上涨4.5％。

    飞速上涨的房价，对许多打拼的年轻人来说，已经不是买不买得起房，而是能不能有一张床的问题。居住成本的持续上涨引发了生活成本全方位的上涨，让“坚守”更加艰难，也让理想与现实间的距离越发遥远。

    然而在我们看来，不管是在“北上广”的地下室里苦守打拼，还是在家乡的办公室里安稳地喝茶，两种选择，无所谓高低。然而“北上广”这些一线城市，如何对待奋斗中的年轻人，其意义却不寻常。

    最近，北京市启动了7万套自住商品房供应规划，尽管其对房价的影响还有待观察，但是从中却可以见到，一座城市在与高房价博弈时屡败屡战的坚持。

    虽然从数据上分析，由于地区差异，人口向一线城市聚集的趋势短期内不会逆转，但这些城市仍不可掉以轻心。毫无疑问，如果一座城市容不下奋斗中的年轻人的一张床，那么从长远看，这座城市创新发展的动力势必衰减，它的繁荣也难以走得更远！
魏雪明:“逆袭”后，更明白奋斗含义

 几乎每一个城市的火车站都有一个钟楼。它们镇守在积聚了拥挤人群和复杂情绪的广场，迎来送往。

    比如北京站。一对钟楼从上世纪60年代起就耸立在那儿，一到整点，必会传来一段悠扬的《东方红》音乐和点点钟声。每天，有20万人听着这钟声，或迈入繁华的城市，或转身离开、踏上通往全新目的地的列车。

    5年前，K602次列车载着22岁的魏雪明从山西来到北京。刚刚大学毕业的魏雪明在火车上颠簸了10个小时后站在了北京站广场，除了手里攥着的硬座车票，他几乎一无所有。魏雪明对那个华灯初上的夜晚记忆犹新，“当你站在皇城脚下，来北京之前那种虚无缥缈的自信心好像一瞬间崩塌了”。

    5年之后，魏雪明写出了自己的逆袭故事：有了小公司，出版了漫画书，购了房、买了车。但只有魏雪明自己最清楚，那些个睡地下室、乘末班车的经历有多痛苦。如果不是凭借一股不服输的劲儿，逐渐攀升的物价早就会逼他逃离北京。

    刚来北京时，魏雪明运气不错，找到了一份广告设计工作，月薪四五千元。可年轻气盛的他很快就厌倦了，居然辞掉了工作。

    拍完照，便灰溜溜地住进了地下室

    无业无收入的日子总是能让人感到现实的窘迫。2009年新年，魏雪明回到了湖北老家，试图找一份工作糊口。但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同样的设计工作，在北京工资能有4000元，但武汉只有1200元，还得试用6个月，试用期工资800元。

    魏雪明有些不甘心，“大概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带上简历和公文包，每天坐公交跑啊跑。”结果一无所获。于是，魏雪明又一次来到了北京。2009年6月15日，北京西站，这一天是他人生的转折点。“一下车，就决定要混出个样子来。于是像广告片中意气风发的精英人士，举着手机拍了一张照片。拍完照，便灰溜溜地住进了地下室”。

    地下室的租金是每月500元。第一个月还“住不起”地下室，魏雪明只得先租了一个月租金300元的床位。在那间不足10平米的房间内，摆放着4张上下铺，住了8个人，中间有张小桌子，上面放些锅碗瓢盆。“挤得有些走不动”。

    房东有点“抠门儿”，六月酷暑，会把空调的遥控器藏起来，他们费力翻出后就开着空调睡着了，夜里又忽然被热醒，原来房东把空调的电源拔掉了。

    室友跟魏雪明一样年轻。年纪最大的不到30岁，是一名厨师，发了工资就请大家吃饭。有一次，魏雪明加班到夜里十一二点，回来后，发现厨师做了饭，一桌子人都在等他。他已经不记得厨师做了哪些菜，印象中是些家常便饭，“都是素菜”，8个人坐在下铺，围着那张小桌子，吃了起来。

    每天最晚下班的他，回到房间时经常已是深夜。这样的工作魏雪明并不喜欢，但即便是这样不如意的工作，在找工作之初也让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你能想象一个人长期没有工作的感觉吗？就像跟社会脱节了一样。”魏雪明当时迫不及待地想要找一份工作。他投了上百份简历，几乎全部石沉大海
 “看到别人苦，其实自己也很苦”

    魏雪明得到了一些面试机会，但却难以逃脱“人家都看不上”的命运。学新闻的他想要找一份广告设计类的工作，但由于不能很好地证明自己，大大小小的面试结局无一例外是被拒之门外。“怎么就找不到工作呢？怎么就没人要我呢？”魏雪明很着急，他开始怀疑自己，“再小的公司只要给钱我都去。”

    最后，一家只有4个人的公司向他抛来橄榄枝。工作的地方离魏雪明的家有两个半小时的车程。每天早上，魏雪明6点起床，晚上要十一二点才下班，有时末班车都开走了，只能打车回家，车费七八十元，这意味着他一天的辛苦算是白干了。在试用期那个月，魏雪明的薪水是2000元，平均下来，每天收入不足70元。

    当时，即便没有任何娱乐开销，地下室的租金、伙食费、交通费等加在一起也压得魏雪明喘不过气，还得需要家里每月赞助1000元。

    魏雪明回忆道，在之后漫长的租房生涯中，房租的价格以平均每年200元的速度在上涨。即便如今已经买了自己的房子，他仍然租住在公司附近，每月房租1500元，而去年房租还是1300元。

    地下室的日子尤其令他难忘，一条长长的走廊，拐来拐去，像迷宫一样。魏雪明也不知道里面究竟住了多少人，他只是看到许多的“老夫妻、小夫妻”，他们有时会在走廊里做饭，带来一种饭菜的香味混合着地下室酸腐气味的奇特嗅觉刺激。

    后来魏雪明搬进了单间，房间里只能放下一张单人床。他把行李塞进床铺底下，一个半米长可折叠的橘色小桌子搭在床上。那个冬天，魏雪明穿着羽绒服蜷缩在棉被里，那件羽绒服的领口因为长期缺乏清洗，已经由浅色变成黑色。

    在被这个城市牢牢踩在脚下的地下室里，最令魏雪明印象深刻的是隔壁的女孩。大概连续两三天，魏雪明都能在凌晨1点左右“准时”听到隔壁传来的声音“快来看啊，这边打折！”因为房子的隔音效果太差，隔壁女孩的梦话就像在魏雪明耳边喊一样真切。他只在周末见过女孩几次，她个子小小的，干干瘦瘦，端着盆子在水房里洗衣服。“看到别人苦，其实自己也很苦，但不知道哪来的信心，我觉得自己不会在这里待太久”。
成功的信念比石头坚硬

    也许是出于不安分的性格，魏雪明决定在北京创业，一边在原来的公司里上班，一边琢磨着创业的事儿。因为从小就喜欢画画，他开始进入插画行业。

    魏雪明为创业做的第一件事是制作网站。“我发现行业内很少有自己公司的网站，大多是在博客上上传作品。我想，既然是要做个公司，要长期发展，那就做个网站吧。”脑中冒出做网站的想法时，魏雪明对网页制作一窍不通。他白天在公司下载教程，晚上回家边学习边实践。有时魏雪明在深夜研究三四个小时怎么做网站后，就到时间上班了。熬了3个晚上，终于把一个简单的网站搭建出来了。但有一天实在太累，他睡着了，迟到了几分钟，被公司罚款100元。月末，他带着打工这一个月赚的1900元和复杂的心情离开了。

    2009年8月3日是魏雪明的生日，也是他拿着东拼西凑的1万多元钱开始创业的日子。那天，他的生日愿望非常简单：“只要公司不在下一个生日时关门就好。”

    他买了3台电脑，花了四五千元，在中关村附近租了一个不足10平方米的小房间。在一次交了4000元3个月的房租之后，魏雪明手里只剩三四千元，刚好够给两位员工发工资。

　　魏雪明说他发小广告最在行。靠着混进出版社的QQ群里打广告，魏雪明接到了公司的第一笔务。这笔业务的收入只有5000元，但想把这5000元赚到手里着实不易。对方反复提出修改要求，“好像要让你改上半年才满意”。眼看第二个月要给员工发工资了，魏雪明身无分文，只能伸手找家人借了三四千元。“最窘迫的时候不是手里没钱，而是手里一分钱没有，还得给别人发工资”。

　　靠着发小广告的“宣传战”，魏雪明的业务逐渐走上正轨。后来他又招聘了两位员工，将公司搬到了南三环。创业那年年末，魏雪明的纯利润有三四万元。

　　第二年春天，魏雪明的公司已经达到20个人左右的规模，但他很快就遭遇了一场目前为止最为彻底的打击——公司的主管带着全部主力一声不响地离开了公司。

　　上周五刚刚发完工资，新一周的周一，魏雪明去上班，才发现办公室空空如也，有个同事甚至还顺便带走了一个价值300元的绘图板。魏雪明病倒了，想站都站不起来。

　　病好后，魏雪明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看到同龄的老乡已经在老家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魏雪明有些懊恼。无意间，他在王府井图书大厦看见一个小女孩正在看书，她身后的书架上，大部分图书都是魏雪明的公司绘制的。这让他信心大增。朋友在一次聚会时对他说，“慢慢来，钱不好挣。好挣的话，谁不都发财了？”一句简单的话令失落的魏雪明重燃信心。

　　他将公司搬到不远处的北京宝隆大厦，重整旗鼓。从地铁站走到宝隆大厦要经过一条300米的狭窄小路。路旁有烤羊肉串和炸臭豆腐的小摊，路边的电线杆上贴满了房屋出租的广告。路面坑坑洼洼，偶尔飞驰而过的汽车卷起呛人的尘土。

　　马路的另一头是北京的新地王，今年7月3日，这个地块以17.8亿元的总价被拍出，溢价率30.2%，业内人士预计，未来该地块打造的产品售价可能达到10万元/平方米以上。

　　就在这条路上，魏雪明独自蹬着三轮车，跑了三趟，一个人把整个公司搬到了地王身后的大楼。为了节省运费和组装费，魏雪明一整晚都没合眼。但那时候，他内心成功的信念比石头坚硬。

　　现在的魏雪明有了自己的房子和车子，一年纯收入四五十万元。但他依然“睁眼闭眼都是压力”。为了支撑整个公司的运营，他一个月的支出有10万元，员工的工资占了绝大部分。此外，房租已由4000多元涨到7000多元，水电费1500多元，公司运行的成本逐年增加。

　　他在个人主页上写下：有人一辈子遭尽苦难，却毫无意义，有人经历磨难，却最终站上了人生的巅峰，突然顿悟，受苦的价值，取决于为什么而受苦。

　　就像魏雪明在自己的漫画里引用作家刘同的一句话一样：不要脸、拼了命、尽了兴，你才知道青春是什么，不然那只是一段日子罢了。
 

　　姜轩：回到老家才有稳定生活

   天津人姜轩（化名）在北京工作了6年后，回到老家当起了公务员。

　　姜轩说自己是“风险厌恶型”，他预感到继续在北京生活，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不想用有限的能力和精力去挑战，所以懦弱地逃离了”。

　　2007年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毕业后，姜轩开始在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工作。由最初的票务专员，到项目助理，再到项目主管，到最后辞职回家，姜轩始终觉得生活不能称之为“稳定”。

　　“稳定的低生活水平不能叫作稳定。”在北京，刚工作时，姜轩住着房租600元的学校单身教师宿舍，筒子楼，单间，一人住。四五年之后，屋子里的一切都没有变化，但这里的租金却已悄然翻番，达到1200元，而姜轩的收入却远没有随之翻番。他的主要开销是房租、吃饭、社交、旅行。他说自己那时候的工资“不吃不喝一个月可以买一部16G的苹果手机”。

　　姜轩也考虑过买房，但2008年时，已经“买不起”了，而结婚生子，必然需要更大的居住空间，但是狭窄的宿舍无法满足这种需求，“所以就不稳定了”。

　　而且，姜轩的户口在天津。他朋友的遭遇给他提了个醒。“我的一个朋友和老公都在北京工作，收入中等，户口一个在河北农村，一个在天津，是集体户口。朋友今年怀孕，需要办理准生证，北京、天津、河北三地都不能提供初婚初育证明，所以办不下来。三地‘踢皮球’，就差一个章的事，谁都不给盖。后来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办下来了，却又面临户口问题。小生命下个月降生，至今不知道户口怎么办”。
   一线城市过高的生活成本让人幸福感降低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杨舸说，从数据上看，仍然存在人口向“北上广”等大城市集中的趋势。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公布的报告显示，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北京市共登记常住人口1961.2万人，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共增加604.3万人，增长44.5%。平均每年增加60.4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3.8%。外来人口增长是北京市常住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

    北京市常住人口中，外省市来京人员为704.5万人，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外省市来京人员增加447.7万人，平均每年增加44.8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10.6%。外来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比重由2000年的18.9%提高到2010年的35.9%。这意味着，从2000年到2010年这十年间，北京的外来人口翻了一倍。

    北京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在今年初联合发布的数据中提到，2012年年末，北京常住人口2069.3万人，比2011年末增加50.7万人。其中，在京居住半年以上外来人口773.8万人，增加31.6万人。

    “这是高于中小城市的增长水平的。由于大城市的人口生育水平低，人口自然增长率低，人口的增加主要依赖外来人口。”杨舸介绍。

    杨舸的老家在江西，博士毕业后，她同样面临工作城市的选择。“假设回到老家，只有省会的几所高校可以任职；在北京，竞争多、机会多，有更多的科研机构、更好的职业发展平台。”

    毫无疑问，大城市能给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就业岗位，也能开拓视野、增长知识。杨舸说，“从一个简单的数字就能看到北京的优势，北京有多少电影院，三线的小城市又有多少电影院？此外，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方面，大城市与小城市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当然，当一个社会都在加紧脚步前进时，也会有人想把脚步慢下来，因此有人选择‘逃离’北上广。”杨舸认为，在一个陌生城市，外来人口容易被边缘化，因此，人口的融合问题是研究的重点。“我们应该构建社会的安全网络，这不仅包括物质上的，还包括精神层面的。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完善外来人口的社会保障，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加强他们的社会参与，包括政治参与。”

    “从一个城市管理者的角度来说，面对大量人口，以及其可能引发的交通拥堵、空气污染、资源短缺等问题，他们的压力很大，想要把人口疏导出去。因此，有些地方搞‘引高限低’引进高端人才，限制低端人口；有些地方搞‘腾笼换鸟’，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内地。”

    “但是一个城市的发展需要不同层次的劳动力，人口不是‘平白无故’地集聚。例如一些城乡结合部的零售业，并不需要太高端的劳动力，自然有适宜的人群集聚在那儿，城市的发展离不开这批人；又如北京的国贸，金融业发达，自然就限制了低端人口的进入。”

    在杨舸看来，在大城市生活的年轻人必然面临着生活成本上升的问题，“说起来有些残酷，但这就像物种进化一样，是一个优胜劣汰的过程。”

    杨舸说，由于房地产价格的高企，我国大城市生活成本上升的幅度，比处在同一发展时期的其他国家上升得更明显。房地产泡沫让物价水平“一下子提高了许多”。尽管人们寄希望于政府对楼市的调控，以期达到理性水平，但即便楼市不存在泡沫，房价的上涨也是趋势。“因为需求在增长，人口仍然在向北上广集中”。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认为，“逃离北上广”的现象不能被忽视。一线城市过高的生活成本和竞争压力，使“移民”环境恶化，导致青年幸福感降低，引发部分人“逃离”。

    此前，由中宏保险与《理财周报》联合发起的“中国中产家庭幸福指数调查”的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此次调查结果是通过对全国10个城市7万余名20~40岁中产收入人群发放问卷统计所得。

    调查结果显示，重庆、四川、江苏、福建四地幸福指数最高，有近半被调查者对家庭生活现状表示满意。而经济最为发达的深圳、北京、上海、浙江幸福指数最低，成为中产家庭心中“不够幸福”的城市。

    中国就业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教授葛玉好也曾表示，近年来，二三线城市经济发展迅速，“北上广”自身的薪金等优势正逐渐减弱。

    葛玉好说，年轻人应该冷静分析自己与“北上广”等大城市之间的关系和问题，“他们应该看到，除了‘北上广’开出的超出二三线城市的可观薪金外，也应该考虑所付出的隐性成本，高房租、高物价、婚后孩子入学等问题，都需要纳入考虑范畴。另外，与父母亲人的分离，需付出一定的心理成本，这种心理成本因距离的增大而增大。就幸福感而言，在二三线城市就业的大学生往往比一线城市的大学生要高”。

　　“小朋友降生后的户口很麻烦，不能随母亲在天津落户，因为集体户口不能给子女落户；北京更不可能；他们夫妇又不希望孩子户口落在河北农村。所以要想办法在天津买套能落户的房子。新的问题又出现了，以后孩子长大了，在户口所在地天津还是在居住地北京上学？在北京，不知道政策会变成什么样；在天津，他们都不住在天津。所以，这个问题在未来几年就会爆发。我作为一个外地户籍的人，生活在北京也会有相似的问题，虽然京津两地很近，但问题依然在。”姜轩说，他在朋友身上看到了未来的自己。

　　现在离开北京，这些问题就都消失了。在家里，姜轩不用付房租，不用买菜做饭，收入虽比以前要少一点，但“开源无望，可以节流”。公务员的工作也为他提供了稳定的上升渠道。
　刘占杰：在北京太累了

    快30岁的刘占杰来北京10年了，他所有积蓄只有几千元。

    “我想回家，但我什么都没有，怎么回去？”2003年，初中没有读完，刘占杰就从老家河北来到北京打工。他做过保安、干过物业、也给别人当过司机，现在的他处于无业状态。

    他说自己比月光族还“光”。

    他在北京的房租已由最初的每月300多元涨到了1200元，加上水电费、网费，每月的支出超过1300元。他从来没敢想过在北京买房。没有户口、收入不稳定，他做过的工作大多收入在2000元上下。很多时候，家里的支出还要依靠在北京当导游的女朋友。

    开车是刘占杰的特长，但因为没有户口和纳税证明，他始终拿不到牌照。在老家，务农的父母一年的收入不过3000元。在他读初一那年，为了交学费，父亲从亲戚那里借了200元给他。

    那是刘占杰第一次自作主张，他把200元带去学校又带了回来。把钱还给父亲，他决定不读书了，去北京打工。来到北京的第一份工作是做物业，一个月收入1200元，因为单位包吃包住，他基本把工资全部攒下来了。

    没过多久，他去上海投奔朋友，找了一份群众演员的带队工作。他的任务是将群众演员带到拍摄现场。“多的时候，一个月能赚八九千元。”当时刘占杰在上海闵行区租了房子，房租只有180元，他在上海工作了四五年，攒了七八万元。

    后来他又回到北京做起了保安，一个月2000元工资，工作了一年半，他又跑去帮别人开车，月薪3000元左右。随着公司的消失，刘占杰这个司机也失业了。现在的他，只能依靠之前攒下的钱艰难度日。

    “在北京，太累了。”刘占杰看了一眼屏幕已经碎了的海尔手机，喃喃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