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年仅36岁的青年学者张晖因患脑出血和急性白血病突然病故，这让所有认识或不认识他的关心青年知识分子生存处境的人都痛感惋惜。这一事件在中国知识界和媒体持续发酵，《南方周末》《东方早报》《中华读书报》和《南方都市报》等报刊都出版纪念专辑，哀悼和追思这位逝世前已经出版学术专著四部，古籍整理著作一部，编纂著作三部的杰出青年学者。

　　张晖身后留下弱妻稚子老父，更是让很多在生存困境中苦苦挣扎的同道中人感同身受。当然，我们不能将张晖的病逝简化为职称、住房、收入等物质性指标，若如此，无疑矮化和窄化了拥有广阔精神世界的张晖的学术生涯。但是，张晖在博士毕业后的这几年又确实处于一种极度紧张的境地，这种焦虑敲骨吸髓般压榨了一个青年学者的心力、体力与脑力。张晖的硕士导师张宏生教授在纪念文章中特别指出：“工作以后，对生活的压力，做事的艰难，他（指张晖——引者注）越来越有痛切的感受。近些年来，每一次见面都能感受到他内心的无奈，感受到他的那种深深的无助感，那是一种有所感觉，却又无法明言的东西。”

　　这或许是每一个从校园走向社会的青年人都要面临的共同处境，但是，高校青年教师这个群体，因其在学术链条中的低端位置而伴随的低收入和高强度的工作量，以及他们（尤其是人文学科）因知识追求而形成的高度敏感个性，除非内心特别强大或者极度超脱（比如皈依佛门等），这群人容易感受到在生存境地与社会（包括家庭等）期待之间触目的落差，以及由此带来的无助感甚至屈辱感。毫无疑问，张晖是一个内心精神世界强韧的个人。他曾在2012年底“六合丛书”新书发布会（他的随笔集《无声无光集》亦为其中一种）的演讲中感慨道：“好的人文学术，是研究者能通过最严谨的学术方式，将个人怀抱、生命体验、社会关怀等融入所从事的研究领域，最终以学术的方式将时代的问题和紧张感加以呈现。目前来讲，有识之士都已经感觉到现有的古典文学研究陷入了困境，陈陈相因不说，选题僵硬没有生气、没有时代感，已经进入死胡同。与此同时，有理想抱负的研究者在学术体制中开展学术活动的时候，会感受到很多不如意，甚或有一些较大的不满，但学者没有将这些不满内化为学术研究的动力，提升学术研究中的思考能力，反而是都通过酒桌上的牢骚或者做课题捞钱等简单的方式发泄掉了、转移开了。”

　　正如廉思的新作《工蜂：大学青年教师生存实录》所呈现的那样，关于“如何认知自身社会地位”的问卷调查，5138位受访高校青年教师中，84.5%认为自己处于社会中层及中层以下，其中，36%认为自己属于“中下层”，13.7%认为自己处于“底层”，仅有14.1%认为自己处于“中上层”，0.8%认为自己处于“上层”，另有0.6%的受访者未回答此问题。虽说自我认知与社会认知之间会存在一些差异，但这些数字仍旧让我们震惊，一个被誉为“象牙塔”里精神贵族的群体，本应该是引领社会文化风潮的群体，结果却普遍地将自己归位在社会中下层，归位为转型中国的“学术民工”，以如此的自我认知和精神状态，如何可能在“金权主义”盛行的今日中国，开创出一片自主的天空？一个充满挫败感和下行感（所谓中产的下流化）的知识群体，非但不会有梁漱溟所言的“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士大夫精神，也不会有丁文江上世纪20年代在燕京大学演讲《少数人的责任》时倡导的精英意识，无法自我提振的精神世界，自然就会在威权主义与消费主义两股潮流的挤压之下日渐崩解，自利性的犬儒主义成为一种普遍性的心态。

精神劫难

　　正如社会学者应星在《且看今日学界“新父”之朽败》中指出的那样：“自1990年代中期尤其是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央财力的大大增强，国家调整了对学界的治理技术，一方面加大了对学界的资源投入，另一方面通过‘数目字的管理’增强了大学的行政化，以包括各类各级课题、基地、学位点、奖项等在内的各种专项资金来有意识地引导学界。如今，大学已经成了一个新的淘金之地。如果说新父们当年还能够咬紧牙关克服清贫的话，那么，面对大量可以用学术成果去争取的资源，他们再也按捺不住了，十分积极地投入了这场持久的资源争夺战。在这个过程中，诞生了一批名利双收的学术新贵，他们不仅头上顶满了各种头衔和荣誉，而且住上了豪宅，开上了名车。然而，在这些耀眼的光辉背后，却是空前的堕落：虽然他们著作等身，但在课题学术的引导下却是言不及义，空洞无物，且剽窃成风，学风败坏；虽然他们荣誉环绕，却是以彻底破坏避嫌原则或启动利益交换及平衡的‘潜规则’为代价的；虽然他们争来了博士点、重点基地、重点学科，却是以赤裸裸的行贿为铺路石的。学界腐败之深已不亚于商界和政界，而尤有过之的是，学界的腐败却很少得到体制的追究。”被应星所批评的这种现象，确实是支配当代相当一部分学院和科研机构的基本逻辑。青年教师正是处于这种现实之中。

　　在这种数目字管理的驱逐之下，高校已经公司化，以竞争体制内资源为主要目标，高校青年教师成为学术生产的主力军。

　　“50后”学者许纪霖在《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一文中曾尖锐地指出：“我们这代知识分子很少有感恩之心，觉得自己是时代骄子，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有不自觉的自恋意识，得意于自己是超级成功者。其实我们这一代人不过是幸运儿，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文革’浩劫造成了十年的人才断层，我们不过赶上了好时代而已。这十年留给我们一大段空白，差不多在世纪之交，当十七年（1949——1966年）一代人逐渐退休时，我们这一代就开始在各个领域全面接班，成为最资深的领军人物。这不是我们这代人炉火纯青，有了这个实力，而只是时代的阴差阳错。但这代人自我感觉太好，缺乏反思精神。被揭露出有抄袭、腐败的丑行，第一个反应不是自我反思，而是自我辩护，一口咬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代人缺乏道德感。在观念的启蒙上是有功的，但是没有留下道德遗产，很少像民国那代知识分子那样有德高望重之誉。”青年教师就生活在由刚性的课题管理体制和柔性的父权式（家长式）人际结构构成的学院文化之中，他们要实现学术和精神上的双重突围何其困难！

　　前几天，笔者跟一位在某高校中文系任教的朋友打电话聊天，他大吐苦水，谈所在省份出台的扭曲的职称评审细则，比如要求学术成果的被引用率、被媒体报道率之类，又言及所在学校的权力主宰一切资源的现状，以及对青年教师评价标准的惟课题化、惟奖项化。这位很有才华的朋友不愿意同流合污常被看作“无能之人”，领导时时敲打，外加冷嘲热讽，在这样极端的氛围中，明哲保身或者洁身自好都几乎没有多大空间。这种日常性的精神劫难与深度压抑，是最折磨青年教师的重要因素。

教师分化

　　高校青年教师于是迅速地分化、分层甚至分道扬镳，一些人迅速地熟悉并适应体制的弊端，如鱼得水地在学院体制里“上行”，获取各种类型的课题、人才计划等，其中有一些青年学者仍旧对学术抱有敬意，他们倡导一种布迪厄所言的“用国家的金钱，做独立的研究”，但是，这种研究取向往往不太容易得到鼓励。另外一群人则彻底与学生阶段的学术理想切割，迅速向所谓变味的“应用性研究”靠拢，成为一群道貌岸然而斯文扫地的生产伪学术的知识分子。

　　另外一部分学人则对高度行政化，抱持一种本能性的心理抵触，也深刻地认识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项目、课题管理体制对高校多元生态的破坏，谨慎地将自己定位为自甘边缘者，既非坚决而激烈地反抗这一套体制，也不是完全退出体制，而是追求最低限度的生存状态。他们或者通过兼职、培训、撰稿等来谋求基本的生活，或者干脆就将生活尽量地简化。毫无疑问，这部分教师和前述青年教师相比，他们在物质生活、学院内的知名度和成功指标等等各个方面都有强烈的落差，逐渐就会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或者愤愤不平之感。

　　还有一个为数极少的群体，完全沉浸在学术所建构的人文世界之中，将那些以学术换取“稻粱”的人视为不耻之徒。自然，这个群体的人都是内心世界特别强大的个人，他们注重的是大学原本意义上的精神使命，是学术薪火相传之地，他们是一群“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的读书人，怀抱“为知识而知识、为学问而学问”的求真态度，以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人格理想，重视教学，重视与学生之间的心智交流。或许正因为此，当旅法华人学者赵越胜追怀其师周辅成先生的《燃灯者》一文发表之后，一时间洛阳纸贵，弦诵不绝。赵越胜在文中的这段话更是触目地映照了当今中国大学异化了的师生关系和学院生态：“三十多年，走近先生身旁，受先生教诲，体会先生的伟大人格，渐渐明白，希腊先哲所区分的‘静观的人生’与‘活动的人生’在先生身上是浑然一体的。先生用超越的纯思贡献学术，又以入世的关注体察民生。平日慎言笃行，却不忘读书人‘处士横议’的本分。邦有道，先生闻鸡起舞，邦无道，先生鹤衣散影。内心守死善道，终不忘循善取义。”

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

　　如今的大学校园，正在构成一种与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校园极其不同的学院文化，后者往往是一个相对松散的同人共同体，自由散漫和理想主义的气质相互交融，学术和文化生活被赋予一定的神圣感，形成的是一种相对松弛而自足的精神世界。

　　上世纪90年代以后的学院体制，或者强调政治意识形态，或者倡导去政治化的学术研究（比如史学倾斜于文献整理的学术计划）的课题、项目、计划大量出现，工具理性开始主导学院体制，追求美好的物质生活成为学院主流价值，大学陷溺在疯狂的资源竞赛之中。正如《南方周末》两年前的一篇深度报道《教授的“围城”》呈现的那样，高校紧箍咒式的课题、项目等各种理性规划机制对知识人的束缚，并不会随着职称问题的解决就得到一劳永逸的缓解，似乎成为一个无法退出的“游戏”。

　　现在，“民国范儿”成为一种怀旧热潮，民国优秀大学的风度越来越引起世人的向往。无论是何兆武的《上学记》、何炳棣的《读史阅世六十年》等回忆录、口述史，还是叶文心的《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等研究著作，以及十多年前陈平原、夏晓红等学者编撰的《北大旧事》等，都在纷至沓来地叠映成一种民国大学的影像。不管这种风潮如何被质疑为一种浪漫化的历史记忆或历史想象，我们可以根据一些历史研究的成果发现，在大部分时段内，民国大学的教师收入确实足以让这群知识文化的传承者与创造者，在一个急剧动荡的时代仍旧可以维持一种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

　　根据湘潭大学历史系青年学者陈育红的“民初至抗战前夕国立大学教授薪俸研究”课题研究成果，上世纪30年代北平一户普通人家每月生活费平均只需要30元左右。即便是较为有钱的知识阶层，全家每月生活费80元也已经相当宽裕。以主要食物价格计算，1930年-1936年间，大米每斤6.2分钱；猪肉每斤2角钱；白糖每斤1角钱；食盐每斤2-5分钱；植物油每斤1角5分钱；鸡蛋每斤2角钱。当时北京大学教师在1931年-1934年间月薪收入统计显示其平均月薪400元以上，薪俸最高者可达500元（外教更高达700元），最低360元；副教授平均月薪在285元-302元，最高360元，最低240元。而当时的大学教授则普遍在校外尚有数份兼课收入，光兼课收入几乎就够满足全家较为宽裕的生活。历史学家郭廷以曾经说“一九三七年前五年，可以说是民国以来教育学术的黄金时代。”这种黄金时代除了学术自由有充分保证之外，也跟物质生活、业余生活的丰富有关：“优厚的薪俸使北京大学的教授们吃穿住行等基本生活方面都具备了极高水准。教授住的房子大，每月花房租费六七十元者不少见。食物支出方面也很充裕。一个大学教授的薪俸除了抚养五口之家外，还能请得起五个佣人。他们大都还会有闲情逸致去‘下饭馆、看戏、泡茶座，逛琉璃厂买书籍、碑帖、文物’。”

松绑

　　青年教师难道就注定了“工蜂”的宿命？这也未必，高校体制虽然造成了对个体的压抑，但体制毕竟也是由个体形成，或者说“我们就是体制”，若个体对这套体制的规则文化有了相当地了解，就不会过度地顺从这套体制，尤其当他知道顺从（服从）就意味着某种变相支持的时候，他会在道德上形成某种挣扎感。最可贵的就是内心良知上的觉醒，这正如张晖生前所言，重要的不是无休无止地抱怨与牢骚，这种负面情绪只会不断地掏空甚至撕裂学院中的自我，而是将对体制的不满转化成追求真学术的动力，同时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对体制弊端采取一种相对疏远甚至抵抗的态度，将自己定位为体制的中等生或许就是一个明智的选项，既不做遵从“赢者通吃”逻辑的优等生，也不做基本考核都无法通过的差等生，在完成学院体制基本的考核之后，尽量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正如著名学者崔卫平在西北政法大学的演讲《为什么你所站立的地方正是“你的中国”》指出的那样：“你是现实存在的一种，没有人能够无视你、漠视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是一个终端，世界是在你的面前打开的，你不是无足轻重的，不是可以抹杀的。

　　我想说的是，你不是没有力量的。许多幻觉将我们捆住了。有些东西像符咒一样，从内部将我们镇住；像噩梦一样，将我们的四肢魇住。让我们以为自己是不存在的，是没有力量的，不产生任何效果的。好像人与人之间有了一种区分隔阂：一些人从正面看起来是人，但是从背面看过去，却拖着一条长长的尾巴，他们不是充分的人似的，只有自惭形秽的份儿。事情不是这样的。

　　改变这种状况，需要你自己的配合和努力。像尼采说的，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良辰吉日，那我们选一个良辰吉日，来解除自己身上的种种符咒、魔障，种种看不见的绳索和链条，然后出门，在蓝天下深呼吸，说一句生活真好，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好，我们不是生病的，我们不是令人羞惭的。”

　　超越了幻觉，我们才能回到蓝天之下的真实生活之中，通往自我内心和真实世界的学问之门才会真正地在面前打开。现在最需要的不是“有为”式的学术GDP主义，而是无为而治的放任，营造一个人文的自由散漫的氛围，提供最基本的学术环境，给每个青年教师松绑或者解咒，同时在物质上提供充分的保障，让人的内心世界先自由自在起来，不需要那么功利地计算一切，容忍一些奇思异想甚至离经叛道的行为和言论，重拾学术传统，培养多元化而又相互融合的学术文化，让那些怀抱理想的年轻人投身到学院有一种内心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作者：艾青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