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范立舟（系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中国宋史学会副会长）

　　2017年1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党外人士共迎丁酉新春并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中共各级党委要为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履行职能提供支持，认真听取和积极采纳党外人士意见和建议，协助民主党派加强自身建设。‘虚心公听，言无逆逊，唯是之从。’这是执政党应有的胸襟。”

　　“虚心公听，言无逆逊，唯是之从。”出自《宋史》卷347《王涣之传》，意思是说以虚怀若谷的心态，公正不阿地听取意见，不论所言是逆耳还是顺心，只要是正确的都应当听从。

　　王涣之是北宋后期两浙路衢州常山人（今属浙江省），出身于书香门第，其家族名声显赫，时有“一门九进士，历朝笏满床”之誉。王涣之早年历任学官和地方官，曾编修《两朝鲁卫信录》。宋徽宗即位后，因出现日食而诏求直言，他经大臣推荐应召入朝论政，趁机向新君进谏。他指出，求直言不难，听到直言难；听到直言不难，审察而采用直言难。君主虽屡次下诏求直言，但上奏所论常有变质变味之辞，把指陈阙失看作讥讽君上，把阿谀谄媚当作尊敬君主，把迎合俗流的议论视作国家大政，把可否相互促进的建议当作歪理邪说。这导致志士仁人觉得言之无益，不再愿意表达意见，而小人却有欺瞒惊骇之论，苟且迎合以取悦于人。因而他向宋徽宗建议：“愿陛下虚心公听，言无逆逊，唯是之从；事无今昔，唯当为贵；人无同异，唯正是用。则人心说，治道成，天意得矣。”据称徽宗对此“欣然延纳”。显然，王涣之的话是有感而发，主要针对当时政坛上存在的不正之风。

　　王涣之所言涉及纳谏的两大问题：态度和标准。纳谏需要执政者具备良好的心态，即所谓“虚心公听”，只有执政者做到虚怀若谷、心胸开阔，才能广开言路，积极听取别人的意见，尤其是接受别人的批评，闻过则喜，有过则改，使忠直耿言之人有用武之地，以便获得尽可能多的拥护。另外，执政者还要做到公正不阿，以便能够兼听则明，避免决策行事失之偏颇。相比之下，执政者进行纳谏时，常会面临众说纷纭的情况，如何才能择善而从，或许更为关键。所谓“言无逆逊，唯是之从”，意指纳谏时应该具备正确的是非观念，一切意见，中听也好，不中听也罢，都应以是非对错为最根本的判断标准，以诤言良策为依据，避免徇私，这无疑至关重要。

　　态度和标准这两大问题看似简单，实则殊为不易，如果处理得好，就会真正发挥效用，促成政治清明的局面；反之，就会流于形式，沦为欺瞒不实之词。而王涣之向宋徽宗的进谏，恰好就是针对后一种情况所作的批评，可谓切中时弊。这也正好说明，纳谏与进谏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要想取得成果，需要双方协力：纳谏如果不诚，则进谏无门；进谏如果不当，则纳谏无果。

　　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纳谏与进谏逐渐成为重要传统之一，历代有为之君和有识之士对此均十分重视，而纵观历史，贤臣进谏、明君纳谏之例也不绝于册。如邹忌讽齐王纳谏的故事，就被后人津津乐道，而唐太宗的虚心纳谏和魏徵的犯颜直谏，更被后世奉为君臣千载一遇的典范。其所以如此，缘于政治实践之必需。古人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君主虽号称“天子、圣人”，实与凡人无异，难免会有思虑不周或行事失当之处，故需要“拾遗、补阙”之类的官员专门司职进言劝谏。然而，自古以来，进谏都是颇有危险之举，毕竟并非所有君皇都勇于纳谏、乐于纳谏，就连一代英主唐太宗，也曾迁怒于进谏者，遑论才庸德薄之君，这就相当考验臣下的智慧和胆色了。邹忌之成功，在于善谏，寓治国安邦之道于家常琐事之中；魏徵之成功，在于敢谏，不畏触犯逆鳞之祸而坚持指斥君主之过，两者各具特色。

　　当前，中国共产党正在领导我们国家积极稳步地完善各项制度，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政治文明，构建和谐社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要实现这些奋斗目标，执政党就必须及时、广泛听取各方面的不同声音，特别是有建设性的批评意见，必须让党内同志和党外友人敢于讲真话、建诤言，客观反映实际情况，要知道，一切基于事实的建议和批评都是有价值的，也只有保持这样的态度，才能政治清明、造福于民，进而治国兴政、国泰民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