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清华大学学者黄思为、严飞对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教授、中美关系专家何汉理的专访。黄思为任职于清华全球化研究中心、民智国际研究院，严飞任职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清华全球化研究中心。作者授权FT中文网发表。
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式就职已经近半年，期间白宫内部人士任免过程充满坎坷，而特朗普政府在内政和外交领域的政策制定亦都不乏争议。对北京而言，特朗普是全新的面孔，他在台湾问题、贸易问题、朝鲜核问题等关键议题上的姿态往往使相关局面更为复杂，为中美关系发展进一步增添了不确定性。本次访谈中，弗吉尼亚大学弗兰克•巴登领导力和公共政策学院教授、中美关系专家何汉理（Professor Harry Harding）与我们分享了他对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观察和对中美关系发展的见解。何汉理教授认为，特朗普个人背景特殊、经验有限，目前我们不宜对他的举动做过度反应，而应当更加深刻地理解当前美国社会对国家实力观感的变化。与此同时，中美双方应当正视两国互不信任的现状和两国竞争性关系的实质。特朗普或为北京带来新的挑战和机遇，但中国受限于自身因素，距离“国际领导者地位”还有漫漫长路。
特朗普时代的美国外交
问：不少分析人士都指出，自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美国外交正经历转型，而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也为世界带来更多不安。你对目前美国的外交政策和特朗普总统的领导力整体观感如何？
何汉理：首先，我们目前依旧不够了解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我们知道他作为总统的姿态和观点，但是“观点”和“政策”之间是有差别的。特朗普的姿态与之前的历任美国总统都有所不同：他不问“美国可以为世界做些什么”，而在意“世界可以为美国做些什么”。特朗普对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外交政策的几乎所有方面都抱有质疑，包括自由贸易协议、多边国际机制、对外援助、联盟体系以及海外人权推广等等。
尽管如此，特朗普政府外交部署的细节依旧不明朗。特朗普至今并没有在政策细节上做过多的承诺。他所组建的团队内部意见分歧很大。特朗普的个人性格、他缺乏外交经验的背景、他的内阁组成的复杂性都导致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非常难以预测。同时，如历任美国总统一样，特朗普并不能为所欲为，他将在一系列法律和机制约束下行动。
最后，正如英国前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所言，导致政府的政策“脱轨”的原因之一即是“意外”。决策者预料之外的事件时常发生，而决策者必须采取应对措施，这些措施很可能占用政府在其它事项上的资源、注意力，从而打乱了政府的计划。换言之，意料之外的事件可能在塑造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对于全世界的分析人士和领袖而言，尤其是对北京的领导人而言，“特朗普现象”是他们此前未曾经历过的。特朗普似乎对美国长期以来对华外交政策的种种“常识”提出了挑战，其中的不确定性相当高。问题是，不少人夸大了特朗普的一些具体言论、尤其是在社交平台上发表的言论的重要性。我认为，承认“我们目前（对特朗普的执政风格）还所知甚少”是更为明智的选择，无需过于急切地下结论。目前这届政府的总统经验尚浅，团队尚未成型，与国会的关系紧张。相关局势会逐步明晰，我们不妨静观其变。
问：特朗普在就职演说中反复强调“美国优先”，有评论认为这是一种“19世纪的外交思维”。你如何看待特朗普所代表的这种民族主义立场？特朗普的当选背后是否意味着美国社会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身份认同正进行反思？
何汉理：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一个国家是否认为它拥有充足的资源与实力（包括军事实力、经济实力、软实力等等）。当一个国家对自己的实力抱有充分信心时，它就会愿意为世界做出贡献，正如个人在感觉安定、富裕时就会乐于参与慈善事业一样。当个人或国家感受到贫瘠与威胁时，他们就会专注于自身。我认为这是理解如今美国现状的关键。当然，今日的美国依旧是强国，但不少美国人并不对此抱有信心：他们认为今天的美国并不如自己过去所想的那么富强和安全。正是这种观感引发了不少民众对“美国优先”的积极响应，他们希望“让美国再次强大”。相应地，美国民众认为今天的美国不能再像过去一样慷慨了。这是大部分美国民众在观感、心态上的变化。
如前所述，态度和实际政策之间存在着差距，因此美国实际外交政策更多取决于特朗普自己的决定。我认为，在对外事务上美国公众会给特朗普不少迂回空间，不过有几个例外：一是新的大规模海外军事干预，二是长期持续的战争。这时美国公众的意见将通过国会集中，对总统造成巨大压力。
问：在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之前，不少分析就认为其最大的执政特色将是“难以预测”。在过去数月里，特朗普政府出台的一些政策以及特朗普本人在不同场合的表态屡屡让世界震惊。我们应当如何认识这一现象？在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制定风格上，有哪些关键元素是我们需要重视的？
何汉理：特朗普本人曾强调过“保持难以预测”的益处，不过我认为目前他的行为并不是有意为之，而是他本人尚未拿定主意。围绕美国外交，特朗普提出了一系列质疑，但却没有给出他的答案。我非常怀疑特朗普会否真的疏远“北约”（NATO）、削弱与日韩的联盟关系；我认为他只是从“美国优先”的角度发问：“美国目前的联盟体系对美国利弊几何？”这是一个完全合理的问题，之前在海湾战争期间以及西太平洋的安全体系建构期间，这个问题都被提及。从不同的视角出发，特朗普会得到不同的答案。我希望他能够以理性、缜密的方式来吸收这些对他而言全新的讯息。目前我们观察到的是，特朗普时常对从电视新闻或其它渠道得知的消息做出过度反应，在这方面特朗普需要加强对自我控制的锻炼，这一过程的效果确实是外界难以预计的。
特朗普是以非常独特的背景与经验入主白宫的：此前他并没有担任过公职，也没有一套成熟的政策观；他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但他经营的是一个家族式地产公司而非大型企业。当然，以往的美国总统如艾森豪威尔威尔将军在入主白宫之前也缺乏在政府部门任职的经历，但他在战争期间积累了大量军事指挥和外交的经验。里根总统也并非传统政客出身，但他的性格比特朗普更为沉稳，并且有过连任加州州长的经历。华盛顿建制派对于“外来者”一直抱有怀疑态度，他们显然不熟悉特朗普，因此他们对特朗普的执政能力持有相当的质疑。
我前面谈到，美国人民对国家实力的观感发生了变化。特朗普虽然缺乏执政经验，但他能够理解这种社会氛围的演变。部分美国人认为自己是“被遗忘的人群”，他们的愤怒和要求也被特朗普所捕捉并集中表达。这些情绪恰恰是以希拉里为代表的美国精英们所忽视的。我认为，正是这样的情绪将特朗普带入了白宫。在大选结束之后，坊间流传着这样一个说法：“我们应当严肃对待特朗普，而不是照字面意义来理解他”（you should take Mr. Trump seriously but not literally）。严肃对待特朗普即意味着理解他的支持者阵营。美国东、西海岸的精英阶层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相信人口结构变化趋势不可逆转、美国社会将日益多元化──长期来看这确是事实，但目前作此论断还为时尚早。只是因为特朗普的个人背景与之前的总统们如此不同，支持他的选民阵营过去一直被精英阶层忽视，因此特朗普带来的冲击才如此之大。
特朗普时代的中美关系
问：从宏观角度上看，特朗普提出的“让美国再次强大”这一口号与习近平的“中国梦”是否有相似之处？两位领导人都表达了对富国强兵的追求，这种结构性矛盾会否导致特朗普时代中美关系中的互不信任（mutual-mistrust） 程度增加？
何汉理：简而言之，确实如此。我正在进行一项关于中美关系的研究，它旨在考察中美两国在1989年之后试图避免双边关系恶化的努力。两国为此采取了各种各样的方法，例如举办高级别会晤、建立危机管控机制、加深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在资深民事、军事官员之间建立互信等等。然而基本上没有任何一种方法奏效，中美两国对彼此的不信任仍在加剧。为何会如此？当然，上述一些尝试并没有被成功执行，另外一些倡议则显得幼稚天真；不过关键问题是，中美两国关系中存在深层次结构性矛盾。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同床异梦”，不过我认为当代中美关系的实质是“异床同梦”：中美两国的战略目标极为相似，都希望在亚太地区占据优势地位。同时，两国有着极为不同的政治价值观，对国际关系规范的理解差异巨大，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和中美关系发展的历史都有着不同的解读。中美当前面临的互不信任局面正是这些难以克服的结构性矛盾的反映。
因此，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极有可能是“竞争性关系”。长期以来，中美双方都疲于争论中美关系究竟是合作性质的还是对抗性质的，不过这二者都不符合现实。中美关系会日益体现出竞争性，并在一些领域进行合作。“竞争”在很多层面并不是坏事：经济竞争应当有利于两国各自发展，笃信民主的人们也应当对不同政治理念（甚至意识形态）的竞争抱有乐观态度。但在另一些层面，竞争将会是危险且代价高昂的，例如在安全领域。此外，如果两国在竞争过程中持续关注“谁在交易中占了便宜？谁在承担更多的责任？”那么双方的合作就会异常艰难。我认为，中美双方应当对于彼此将面对竞争的领域有清晰的把握，并且应当对日益强烈的竞争性关系为两国带来的影响有充分的认识。
问：目前，北京对于特朗普政府的中国政策抱着“听其言，观其行”的态度，但其中不乏忧虑。如果从“管控危机、避免对立”的角度来看，北京在与特朗普政府打交道时应当注意些什么？
何汉理：中美关系发展的趋势会在未来逐渐明朗，目前我最关注的是双方对中美关系本身的认识是怎样的。不少人评论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之前访华时全面接受了习近平的“新型大国关系”说法，这并不完全符合事实。蒂勒森在与王毅的会面发言中回避了“新型大国关系”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互相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这一说法正是“新型大国关系”让美国难以接受的关键所在，因为中国的“核心利益”清单一直在变化。另一方面，根据之前的报道，特朗普政府高层与中国政府官员的对话中越来越少谈及空泛的“合作关系”，而越来越多集中于双方可以展开合作的具体事项，这一态度就更为务实。中美双方也需要对结构性竞争关系的构建做出严肃的讨论，降低竞争带来的风险，增加竞争产生的收益。我将这一模式称为“双赢竞争”（win-win competition）。
我的第二个建议牵涉中美双方建立互信的问题。在国际互信建设领域，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安德鲁•基德（Andrew Kydd）进行过意义深远的研究，他指出，要消除对方疑虑不能只凭言辞，而是需要实际行动，唯有做出牺牲才能体现诚意。至今，中美双方为增进双边互信做出的努力仅仅止步于口头表态，如“美国欢迎中国的崛起”、“中国不会挑战美国在亚洲的地位”等等。事实上，没有人真的相信这些表态和说法。中美双方都亟需超越这些三十年来只说不做的表面的言辞，最关键的是，双方都需要承认中美关系将是一对在可预见的未来日益充满竞争的关系。这也确实是一种“新型大国关系”：它既非单纯的合作，亦非全面对抗，而是以竞争性作为标志。
问：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国际领导力”。在过去数月中，无论是在亚太地区还是在全球层面，特朗普政府似乎都无意发挥美国在多边机制中的领袖作用，美国的国际领导力备受质疑。与此同时，北京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对《巴黎气候协议》的支持，正试图展现其在亚洲乃至世界的领导者形象。习近平在多个场合表示中国是全球化和全球合作的捍卫者，与特朗普形成鲜明对比。你如何看待中美两国在国际社会领导力的消长，以及中国当前积极追求国际领导力的意图与能力？
何汉理：如之前谈到的，当美国社会形成了“美国精力、资源有限”的观感之后，美国在亚洲乃至全球所扮演的角色也就成为新一轮政策辩论的主题。马克．吐温曾说，“历史不会重复，但总会惊人地相似”（History doesn't repeat itself but it often rhymes）。美国是否应当维持亚太地区的霸权？是否应该维持与亚洲国家的军事联盟？抑或应扮演“离岸平衡者”的角色？这些问题都有其历史渊源，特朗普正在唤醒美国内部新一轮争论。
与此同时，中国正尝试在亚太地区施展领导力。我认为中国的努力在某些方面或许会取得一定成效。具体到“一带一路”，我们需要审视它的实际意涵：如果它意味着提高东南亚和其它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增进贸易往来，并且相关投资贸易协议是基于合理的条款订立、可以取得良好的收益，那么这些工程当然是令人欣慰的。不过，各界对于中国的倡议也抱有怀疑，担忧中国抱着“帝国主义”思维行事，是“中国优先”。上述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会否取得经济效益？相关工程的建设是否会引发社会责任问题？它们对中国私有企业部门的吸引力有多大？这些实际操作层面的细节都有待观察。
至于“中国是全球自由贸易的旗手”，很遗憾，这个论断并不能令人信服。中国在贸易和投资领域都没有做到开放市场，也正因此，美国才将中美双边投资协议看得非常重要，要求在协议中体现互惠原则。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但是它同时也是一个高度信奉重商主义的国家，而非自由贸易主义者。目前，国际社会舆论蔓延着将特朗普视为“孤立主义者”或“贸易保护主义者”的观感。中国“全球化捍卫者”的形象正是建立在国际舆论对特朗普的批判之上。然而实事求是地看，中国并不是一个认同自由主义精神的全球化的领导者。
（注：黄思为任职于清华全球化研究中心、民智国际研究院，严飞任职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清华全球化研究中心。本文仅代表采访者及受访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