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伊始，中美贸易摩擦已是一波多澜。
1日，美国商务部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在《华尔街日报》上指责中国对源自美国的进口品实施了贸易壁垒，通过低成本贷款、能源补贴、退税等非公平贸易方式促进出口，并表明美国将采取贸易救济措施等方式来纠正双边失衡问题；8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对来自中国的铝箔再次实施反补贴调查申明。这一调查不同于今年4月底发起的铝232调查，主要目的在于考查中国铝产能过剩、倾销、非法补贴等因素是否威胁到美国的经济安全和军事准备；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备忘录，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审查“中国贸易行为”，包括中国在技术转让等知识产权领域的做法。
与传统“双反”调查不同，知识产权领域的贸易审查涉及到贸易和投资领域的双重规则，不能由单边规则解决。然而，特朗普政府一方面企图绕过WTO多边争端解决机制，另一方面又搁置了中美双边投资谈判。笔者认为此时提出审查，贸易战意味明显。18日，美国正式对中国启动“301调查”。
尽管当前特朗普还未采取实质制裁措施，但考虑到其贸易团队中多为华贸易态度强硬，如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白宫贸易与工业政策主任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和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加之兑现竞选承诺的政治压力，可以预期审查结果大概率对中国不利，中美贸易摩擦已是箭在弦上。
特朗普授权莱特希泽动用所有可用的政策选项，以确保“公平和对等的贸易规则”。当前美国对中国实施的最强硬调查和制裁措施即为“301调查”，援引自《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该条款授权美国总统越过国会在有关对外国立法或行政上违反协定、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上采取单边制裁行动。
然而，自发贸易下产生的外贸逆差是否是损害美国利益的行为？美国对中国实施单边贸易制裁，能否带来美方贸易逆差的大幅度缩减？笔者认为美国单边贸易制裁中国并不具备经济意义上的合理性，更多是出于政治利益的考量。
图1：1991-2016美国货物贸易逆差的国别分布
数据来源：UN comtrade数据库和作者整理。
历史上看，中国并非一直是美国的首要逆差国。美国的货物贸易赤字始于1971年，1976年后逆差开始持续扩大。1985年广场协议后美元大幅度贬值，以美日逆差为主体的贸易赤字迅速收缩，美国贸易制裁措施取得阶段性胜利。
然而，1991年后在低利率、财政刺激及全球化的影响下，美国货物贸易赤字大幅反弹到的8116亿美元（2015年）。从国别来看，1976-1995年间日本是美国的主要逆差国，而1996年后中国才取代日本成为美国的第一大逆差国。随后，中美货物贸易逆差一路飙升，至2016年已占其逆差总额的45.9%，接近日本高峰时期的比重。
美国的其他主要逆差伙伴国还包括德国、日本、墨西哥、韩国、意大利、印度、法国、加拿大。这些国家分为三类，一类是在地理上与美国具有贸易优势的墨西哥和加拿大，另一类是与美国具有较强产业竞争关系的高收入国家，最后是与美国产业上具有明显互补关系的中国和印度。
中美货物贸易逆差与双边产业结构演变密不可分。中美货物贸易源起于两国在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上的互补性。早期，美国在资本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显著优势，而中国的贸易优势则在于大量廉价的劳动力，因而此时中美贸易逆差也主要体现在纺织、服装、石油和杂项制品上，其中纺织和服装更是贡献了中美货物贸易赤字的一半左右。
随着时间推移，中国积累了大量资本，中美货物贸易逆差主体也逐渐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产品转变。2012-2017年，电信、录音及重放装置和设备、办公用机器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成为中美贸易逆差的前两大产品，贡献了总货物贸易逆差的43%。而纺织、服装、家具和鞋类等劳动密集型出口品尽管仍列于前十，但重要性大大下降。
以关境为基础的贸易统计法，高估了中美贸易逆差情况。根据笔者的估算，2000-2007年，中国出口企业使用了大量的进口原材料，其国内附加值比平均为82%，其中纯加工贸易企业该指标仅为50%。如若按照增加值统计法进行修正，可发现传统方法将中国2007年的贸易顺差高估了24.9%（李昕和徐滇庆，2013）。其中，统计偏差最为严重的十个行业为办公设备及计算机制造业、纺织业、服装鞋帽皮革制造业、金属制品业、橡胶及塑料制造业、电器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杂项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造业、其他运输工具和木材及家具制造业。事实上，这些行业也是2007年中美贸易逆差贡献度最大的几个行业。因此，基于关境统计法得到的中美贸易失衡度并不真实。
综上，从美国贸易逆差的演变和中美货物贸易逆差的结构性变化可以看出，中美双边巨额贸易逆差是在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下双方充分利用资源禀赋、发挥产业优势、实现有效分工的结果。更重要的是，传统的贸易指标甚至夸大了双边贸易的失衡情况。
经济意义上，贸易战并非缩小中美贸易逆差的合理渠道。美国若想缩小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无非两条渠道——降低从中国的进口（简称“控进口”）、扩大对中国的出口（简称“促出口”）。然而，无论是从“控进口”还是从“促出口”，单边贸易制裁都不能扭转逆差。
中美产业关联性较高，如果选择盲目的制裁，只会造成两败俱伤。一方面，中国出口中有三成以上为加工贸易，吸引的外资中大部分来自美国、日本和欧盟。这意味着如果美国对中国发起单边贸易制裁，将直接损害本国企业及同盟国企业的利益，甚至引发多边贸易战。
另一方面，美国即便对中国发起贸易制裁，也不能重回“美国制造”。供应商的选择取决于生产成本的相对高低，而生产成本中最主要的一部分是劳动力成本，这恰恰是发展中国家拥有巨大优势的地方。尽管近年来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快速上涨，并已经超过印度和越南，但仍显著低于美国。受工资上涨的影响，部分服装和纺织产业已从中国向南亚和东南亚国家转移。如果美国进一步从贸易上制裁中国，可能迫使更多的产业从中国转出，同时美国与迁入地国家的贸易逆差也将大幅提高，即中美贸易失衡转变成美国和迁入地国家的失衡问题，美国巨额贸易逆差并无实质性改变。这对于中国和美国来说都将是不利的局面。
美国“促出口”发力不准，高科技产品出口仍存在限制。中美产业结构的互补性表明，尽管中国在低端制造业上拥有优势，但在高技术产品上拥有巨大需求。而美国对中国的高科技出口限制恰恰阻碍了双边贸易的正常发展，甚至在一定程度是导致了贸易失衡。在美国军用和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法律的约束下，诸如航空发动机、先进导航系统、激光器等高科技产品均被限制出口到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美日贸易摩擦激烈之际，美国要求日本进口其具有优势的产品，如卫星、超级计算机、金融和服务等。这既有助于消除美日贸易失衡，也有利于日本在尖端技术产业上的发展。遗憾的是，与美国存在意识形态分歧的中国显然并没有获得这方面的公允对待。
服务贸易或将成为中美贸易谈判的出路。美国的贸易赤字主要来自于货物贸易，而在服务贸易上保持着较强的优势。自2000以来美国对中国始终保持着服务贸易顺差，到2015年约为2,474亿美元，但当前服务贸易顺差的体量仍较小，仅占同期货物贸易逆差额的8.3%左右。考虑到中国人均收入增加累积的庞大的旅游需求，以及美国在教育、医疗等方面仍然保持着吸引力，美国对中国的服务贸易顺差有望继续扩大。但和美国在高技术产品上的保护类似，中国出于国家安全的考虑，短期内并不会大幅削减在金融、卫生和电信等服务领域的保护。高科技和服务业上的权衡，可能也正是中美贸易摩擦的妥协点。这从《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早期收获》的十条共识即可见一斑。
既然贸易制裁中国并不具备经济合理性，特朗普政府为何执意对中国启动贸易审查？政治压力是首要因素。从美国国内来看，特朗普面临兑现竞选承诺的压力。“中国制造迫使美国人丢掉饭碗”这不仅是大多数美国普通民众的看法，在学术界也拥趸颇多。为赢得选票，特朗普在竞选时表明一旦当选将对中国产品课征45%的高额关税，并确定了一支由对华强硬派组成的贸易团队。眼下，正是他兑现承诺的时候。从国际形势来看，美国8月贸易制裁中国具有国际政治斡旋的色彩。
对中国政府而言，无论美国最终是否挑起贸易战都应未雨绸缪，学习他国应对摩擦的经验，积极寻求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维护合法权益。同时，中国在国内结构改革上也应继续发力，提升“中国制造”的产业地位和国际竞争力，以抵抗贸易战的消极影响。在应对贸易摩擦方面，日本采取的“有限退缩”的应对方式能够给中国带来许多有益的启示，详细内容且见下一回评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作者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