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天开出的仙市人居——四川名城古镇的文化解读

九天开出的仙市人居

——四川名城古镇的文化解读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教授、研究员谭继和

（2009年1月9日）

一、宇宙绝观优游天府

四川历来是富庶悠闲、别有洞天的旅游佳境，被古人誉为“优游天府”。“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于公元669年5月“自长安观景物于蜀”，写下了“入蜀纪游诗三十首”，这是目前我们所知的巴蜀旅游史上以旅游为目的的、个人旅游的最早记录。他从剑阁一路行来，“采江山之俊势，观天下之奇作”，俊秀的江山形势，壮丽的自然奇构，给了他游仙似的灵感和神游似的快感，他引吭歌颂巴蜀山川的特异：“丹壑争流，青峰杂起。凌涛鼓怒以伏注，天壁嵯峨而横立，亦宇宙之绝观也！”在他之后，诗圣杜甫入蜀，带着中原人的文化眼光，忽然感到蜀中是山川习俗迥异的“别一世界”。看到的山川是新的：“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看到的人是新的：“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看到的习俗是新的：“出入异中原”“天路看殊俗”；看到的城市也是新的：“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直至19世纪末，法国人古德尔孟入蜀，还写下了这样的观感：“入四川更惊其人工生产：入其野，桑麻遍野，井井有条，其农之勤可知。入其市，人工制造的物品，陈列满场，且发运他省者相望于道。此等绝妙未经开辟的舞台，如加点缀，即可成为一东方的巴黎。”近代白屋诗人吴芳吉据此写《竹枝词》，称颂“成都富庶小巴黎”。把成都称为“东方的巴黎”，就是从这里来的。成都还有个“小北京”的雅号，这是茅盾在抗战期间入蜀的时候给的。他认为成都如北京一样，是个“民族形式的大都会”。上述这些看法表明，巴蜀历来是块神奇特异的地方，是与中原景观绝不相同的“绝域殊方”，是天府的仙境，宇宙的绝观，所以从古到今都能引起海内外游客文化心理上的特殊新鲜感受。这种历代人都共同认同的“优游天府，宇宙绝观”的观念形态，一经成为连续性的传统，就变成了今天一笔无与伦比的无形旅游遗产，值得我们珍视。

二、神秘奇绝驰骋游遨

文化心理的美感享受和心灵感应，是旅游者高级层次的体验，是境界最高的旅游。它使旅游者从开始的赏心悦目，物我相谐，进入到怡心畅神，物我相融，又经过再度超越，达到神与物游，物我两忘的地步，体味到自然与人文和合一致的“中和美”，在激起人高度美感的同时，激发人创造的灵感。宋人范纯仁写成都的诗说：“雅兴直须穷胜赏，东郊行乐冠西州。”“行乐”指旅游行为，“胜赏”指旅游心理的感应，“雅兴”指文化的素养，三者达到高度调适和娱逸，才可进入那种“物我两忘”的神游境界。这既需要旅游主体具有欣赏眼界和文化修养，也需要旅游客体即景观景物有可供神游的品位，还需对这种品位作出准确的科学界定。

如此说来，若从主体这个角度说，游赏休闲之习，倒是四川旅游文化解读值得考虑的一个优良传统和特色所在。唐宋以来，对巴蜀游赏之习加以赞赏的著述不绝如缕。《宋高僧传》说：“蜀土尤尚二月八日及四月八日。每到二时，四方大集，驰骋游遨。”元人费著《岁华纪丽谱》说：“成都自唐宋号为繁庶，甲于西南。富贵优闲，岁时燕集，寝相沿习，遨头行乐，其风未息，皆因其土俗，不废娱游。歌咏风流，往往传为佳话。”明人何宇度说：“四川百户繁饶，富庶之余，溢为奢丽，岁时游乐，亦自古为盛。”请看，“岁时游乐”“遨头行乐”“驰骋游遨”，其旅游形态可谓多种多样，神仙境界，不亦乐乎！“自古为盛”“寝相沿习”“其风未息”“皆因其土俗，不废娱游”，可见游赏之习已形成历代相承的传统，成为四川旅游的个性。

若再从客体这个角度讲，它的文化解读就是历代游人所感受到的，对四川这块特殊文化区域所具有的第一流神品的旅游资源，赞不绝口的一个“神”字：

自然世界无边的神奇，那是锦绣的四川；

文化世界无尽的神秘，那是诗意的四川；

心灵世界无穷的神妙，那是安逸的四川。

在这里，自然、人文、社会风俗多种景观资源相生相依，情景交融，造就了得天独厚、品位极高的天府之国的旅游资源，吸引着海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成为四川旅游文化内涵不断升华，品质形象不断提升的源泉。“一盆巴山蜀水，万卷天府之国”，这就是要来四川旅游的人容易读出神韵和魅力来的最高境界，也是四川旅游业跨越的精、气、神所在。让我们一起把“天府之国”分为“五色块”来一番畅想神游，一起来拥抱这块有着神奇的巴蜀文化的四川热土吧。

在本书里神游导引的是“九天开出的仙市人居”。

三、逍遥仙居老屋天地

四川是巴蜀文化永恒的故乡，至今已有4500年以上的文明史。巴蜀文明是和城市文明同时诞生的，有悠久而独立的始源，又有悠久的与华夏文明认同、交融的历史。在历史文化变迁的长河中，源远流长的巴蜀名城和古镇成为文明的结晶和展现巴蜀文明光辉的载体。

最初的城镇是从原始聚落发展出来的。由原始人的游团发展到聚落，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再由星星点点的小聚落发展为中心聚落。在中心聚落之间因为交换的需要出现了市墟，这就是城市的雏形了。在古巴蜀国地域，最早的市是蚕丛时期出现的，文献记载蚕丛的部民“随蚕丛所在致市居”，那时的市还是流动的，又经过长时期的发展过程，固定的市场随着定居点的出现而形成起来，这就是最早的市镇了。这个时期可叫做城市文明的诞生阶段。城市和市镇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衍变，留传到现在，就成为历史文化名镇和渊源有自的古镇。它们是人类文明智慧结晶的珍珠，是值得珍视的遗产。

早在4500年前宝墩文化时期，成都平原就出现了最早的中心聚落，诞生了最早的城市文明，现考古发掘的新津宝墩、郫县古城等六个古城遗址，是目前已知最早的古蜀国市镇、都邑文化的代表，是原生型文明的典型，有别于中原的次生型文化和北方草原的续生型文化。

从古文化（原始文化）到古城（城乡最初意义上的城和镇）再到古国（高于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是巴蜀文明起源和形成的“三部曲”。巴蜀城市的诞生，与其他中国城市文明的诞生过程一样，既有共同的特征，又有自身的特点。中国城市文明诞生的共同特征有二：一是她有别于欧洲和美洲城市建设的历史传统，她有自身形成和发展的特色，其来源一般可以追溯到四五千年前，并且从不间断，其延续性在这个地球上任何一个文明都无法与之媲美。二是当西方城市式微之时，却正是中国城市建设兴旺之时。“从罗马帝国垮台到文艺复兴这段时间，在西方历史学者眼中是城市衰退阶段，而在中国，则是一个城市建设兴盛时期。”（见［美］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序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出版。）世界史上这段时期相当于中国的汉唐时代。成都就是在汉唐这个阶段成为天下第一名镇的。成都在汉代是除京城长安以外，全国的五大城市之一，设有“五均”。这是因为这五大城市商品经济最发达，市场最大，故设五均官加以管理。唐宋时期成都则被誉为“扬一益二”，是中国数一数二的城市。在当时世界上，也是罗马城市衰落以后最大的世界历史都市之一。

除了这些共同点外，巴蜀城市还有其自身特点：一是遵从“自然模式”建造。成都是按照“上善若水，崇尚自然”的自然模式来规划和建筑的城市。“太一生水，水生文明，文明成市”就是成都城市形成和发展的途径。成都古名龟城，传说是循着乌龟爬行之迹而建筑城垣的城市。实际上，是因循河道的自然之势，故造成的成都城是不规则的，城形如龟，故被叫做龟城。二是最先都因有“市”而后才成为“城”。早在古蜀王蚕丛时代，“随其所在致市焉”，蜀王走到哪里，哪里就兴建起城市。这种城市有个专有名称，叫做“都”。如今四川地域就有七都：成都、广都、新都、徙都、笮都、邛都、榆都等。巴蜀最早的城市就是从这些名为“都”的市坊里发展起来的。到唐宋时巴蜀的城市已成为遍及巴蜀地区的城镇网络，到明清时期，巴蜀城镇网络进一步发展为城镇体系。每个镇的辐射能力在5公里以内。因此，巴蜀的乡镇基本上保持着十里一场的间距。

四川的城镇是在乡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四川的城镇发展史上，自明代的客家移民和清初“湖广填四川”以来，四川古镇建设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繁盛。特别是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典型的巴蜀园林乡居古镇建筑特色，全然有别于北方皇家园林和江南水乡园林而自成体系，灵巧、奇异的建筑特色和四川古镇多姿多彩的民风民俗，极大地丰富了“天府之国”的城镇文化内涵。明代以来，四川所形成的古镇有4100余座，至今尚存的还有1400多座。这些乡镇的形态，由于四川没有北方乡镇那样聚集在一起的村庄，汉区农家多是散户零星居住，故呈现为乡镇联排店居与林盘文化相结合的形态。这种形态经过几千年的传承，就成为今日四川乡镇独异于他处的特色。四川古镇多将街市、场镇、商埠、水陆码头、庙宇祠堂、会馆书院等聚集为一体，形成多元一体格局，人文内涵极其丰富。这样的规模，这样的特色，也是全国少见的。

西南重镇成都，古称益州，也称蓉城、锦城、锦官城。自秦汉以来，成都就一直是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历史悠久，积淀深厚，是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是古巴蜀文化核心发展区。

除此之外，还有泸州、自贡、宜宾、乐山、都江堰、阆中等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和26座省级历史文化名城，也如明珠般镶嵌在“天府之国”的千里沃野和青山绿水之间。

这些历史悠久、风格各异的名城古镇，是巴蜀乡土文化最典型、最生动、最直观的写照。

四川幅员辽阔，河流遍布，平原丘陵山区兼而有之，地质地貌复杂多变，丰富多样的地理和气候特征就成为四川民居建筑孕育的根基。古时修建场镇大多因地制宜，灵活多样。小者为场，大者为镇，与自然环境巧妙融为一体，反映着四川民居文化对中国传统建筑理想——“天人合一”的秉承。

古城镇或因山就势，凭险筑城，房屋建于高坎低坡之上。山墙鳞次栉比，屋顶错落有致，青石板铺就的街道跌宕起伏，蜿蜒而上，一砖一木都浸透了千年的巴风蜀韵。也有的傍水而建，沿河兴镇。通常建于水边的场镇，多为重要的商埠码头，楼堂馆所、道观寺庙比比皆是，临水的吊脚楼更是巴蜀一种独特的风情。

古代巴蜀，是我国巢居—干栏文化的发源地，成都是最早的巢居氏族居住地。巢居文化与穴居文化是建筑文化中两个不同的系统，前者盛行南方，后者盛行于北方。巴蜀的巢居—干栏文化，最早出现于成都十二桥3000年前的干栏建筑遗址。到东汉就发展为干栏竹木楼与四合廊院相结合的民居，具有现代四川民居的雏形。原始的干栏在盆地周边保留时间很长。唐代杜甫进入剑阁，触及诗人眼目的是巴蜀这种“殊俗”，“仰凌栈道细”“野人半巢居”。现代的四川仍处处可见干栏建筑的遗风。如阿坝藏族自治州藏族的木楼、蜀南地区的竹楼。最有特色的是土家族、苗族的传统民居吊脚楼，多利用山坡的自然地势，建在斜坡上和河畔边，一般为两楼一底，楼上为居室，楼下放杂物或作牛羊圈，顶层贮藏粮食瓜菜，是独具特色的干栏式建筑。

明清时期的四川民居经过历代经验和技艺的积累，已显出四川的特色。一类是南北风味兼容的四合院。四合院在四川叫做“四合头”“三合头”，川东地区叫做“天井”。四川四合院具有南北兼容的特色：“小天井大出檐，高勒脚冷瓦，外封闭内开敞”，既具有北方封闭型的四合院特色，又兼融南方的敞厅、轩廊和封火墙，有的大型民居还有花园、楼阁、家庭戏台等建筑。“天井”式建筑是四川民居的一大特色，既采光又通风，是纳凉、休息的“共享空间”。大邑刘氏庄园、崇州宫保府、江安夕佳山民居是现存的明清民居的精品。第二类是布局奇特的古集镇，多因地制宜，或沿丘陵和山地而建，或沿曲回河流而建，各具特色。沿街一般都有较宽的檐廊，可遮烈日挡风雨，便于沿街摆摊设点。犍为罗城镇雄踞山脊，形似旱船，资中铁佛镇古朴典雅。这两镇始建于明代，至今存留良好。双流黄龙溪沿两江汇流布局，古朴素秀。石柱县西沱镇沿山逶迤而上，状如飞龙。第三类是沿街联排民居，有单纯居住式民居，也有下店上宅式民居。第四类是民族村镇。四川是多民族的省份之一，有14个世居少数民族，其聚居村镇各有其民族特色。同样是藏族民居，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的不同，有南北藏居之分；因地方材料的关系，又有木楼、碉楼藏居之不同；草地藏居还有藏族特有的帐篷。羌族、彝族、土家族、苗族等建筑都各具特色。即使是汉族地区，由于四川地域广大也不尽一致，在毗邻陕西的地区，或北方移民较多的地区，如广元、阆中等地，部分民居又兼有北方民居矮檐厚墙的特色；而西昌、会理一带的民居，又兼有云南大理、丽江一带的建筑特色。

巴蜀民居另外一大特色是邛笼—石碉文化。四川的北川、茂县、汶川、松潘等县居住着羌族。他们把平顶碉房称为“邛笼”。它主要是岷江流域的氐羌民族利用岷山多石的条件，因地制宜而创造出来的。今天阿坝藏族自治州羌族和部分藏族还保留着这种富于民族特色的民居建筑。这里的人们在建造民居时善于利用地形，因势修造，不拘成法。从古代蚕丛氏所居的石室到近代的石碉，是巴蜀人在居住文化上的重要特点。

清初“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给四川带来了江南数省和部分北方移民。从此，四川的城镇建设烙上了深刻的地域文化印迹，巴山蜀水成了全国建筑技艺的大展场。有人形象地表示，四川古镇就是中国东西南北建筑文化艺术的大观园，江浙的小桥流水、北国的官商大院，都可以在四川找到它们的根。

古老的建筑，古朴的环境氛围，悠久的历史，深厚的文化内涵，优美的风光，还有古镇人闲适恬淡的生活，让四川的古镇充盈着灵性，展现着活色生香的个性。

巴蜀文化是伴水而生的文化。岷江自古称“江源”，是巴蜀文化伴生的源泉。都江堰总束岷江，以水利殖养蜀国，是城市文明和乡镇文明诞生与生长的摇篮。作为特定区域的文明，有它特定的思维定势和特定形象的文化想象力。从名城古镇的发展历程来看，这种文化想象力多用在以“仙居”为特征的人居环境上。“九天开出一仙乡”“天地截作神仙乡”，唐宋人的这些赞词，表现了巴蜀城镇优良人居环境的文化特征。清人陈桂林《青城杂诗》说：“神仙都会犹余事，知与岷峨秀两川。”巴蜀城镇神仙都会式的人居环境，是秀润两川，养育巴蜀文明的沃地。巴蜀文明最伟大的成就，多是从城镇里发育和缔造出来的。正如乔尔·科特金《全球城市史》所说：“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始终是她所缔造的城市。城市代表了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具有想象力的恢弘巨作，证实我们具有能够以人最深远而持久的方式重塑自然的能力。”（同上）巴蜀城市文明是巴蜀人历代重塑巴蜀自然的伟大创造，是有独特价值的、深远而持久的巴蜀大地文明的特殊表现形式。下面，让我们随着这本书的“文化导游”来鉴赏巴蜀城镇这些散落在巴山蜀水间的文化珍珠吧。

(责任编辑：佚名)